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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思潮中美国主流教会的困窘
文/辛立
生命季刊 第47期 2008年9月
后现代思潮中美国主流教会的困窘
每年夏天，我都会回学校选课。开始选修的还和教牧辅导学位有关；从今年开始的自由选课，帮助我了解在后现代时期的教会牧养的新特点。
上课期间，除了教授的讲课带给我震撼之外，和老朋友凯瑟的一席交谈，加深了我对美国教会现状的了解。凯瑟告诉我，她今年要去北卡州西部的山里，向无家可归的人传福音。两年前开始，成千上万的人涌进北卡西部的“高处和神灵所在”的山里，追求与灵界相交。他们多是美国白人，离家弃子，不修边幅，甚至打着佛教的杏黄旗，沿街乞讨，露宿荒野。这一趋势，有增无减。北卡西部山区，是布道家葛培理的家乡，是葛培理培训中心和纪念馆的所在地。现在，这里发出了马其顿的呼声。
一、问题的提出
1989年，在马尼拉召开的世界宣教年会上，几乎所有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国家，都认识到教会所遇到的困境；提出自己国家也应列为被宣教对象。但是，作为主要宣教士差派者的美国教会，否认这一现象在美国的真实性。教会的领袖们认为，美国不是被宣教的国家，宣教是要差派宣教士去海外。(1)
然而，这样的自信很快就被事实打破了。从1990年开始，美国教会普遍注意到在自己本土所发生的真实变化。特别是2000年以后，许多著作开始系统地讨论教会遇到的问题﹕教会所面临的实际是枝节性的临时困难，还是必须从根本上分析和认识的长久危机？。(2)
两个表面数字可以从财力人力上，直接反映美国教会的实际﹕第一，从整体上来说，现在教会80%的经费，来自55岁以上信徒的什一奉献(3)。潜在的问题是，十年后，这批老基督徒逐步退休。且不说社会保险基金是否存在，教会需要做扶贫的工作；即使以此收入为基础，来计算提供给教会的奉献，现存教会和福音机构如何照常运营，大多数牧者不知道。新一代年轻的基督徒，会不会普遍的像老一代人那样，积极投入教会事工和金钱奉献，牧者们没有把握。
第二，美国每年有1300–1500的中青年传道人从教会事奉的岗位上退下来。虽然他们绝大多数仍然坚持信仰，但却不要再牧会了。这些牧者，95%在小教会中单独工作。他们没有团队的支持，特别是在困难时，无法得到正确及时的帮助。退去的原因，99%不是因为信仰问题，多数是因为压力。而这些压力，基本来自教会内部。(4)
从1970到1990年间，北美主流教会在组织结构的发展变迁上，也有两个特点。第一，多数宗派，比如美南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宗，路德宗等，从人数、资金和组织结构方面，急剧萎缩，凸显出教会所面临的危机。与此同时，一些超宗派的大型教会（mega church），快速增长和兴起，似乎为教会的复兴带来了希望。这些大型教会的领袖们，将自己所谓的成功运作经验，音乐敬拜和讲道模式作为复兴的号召力，普遍推广。结果又如何呢？从总体上说，这些努力，未能扭转教会在整体上对社会发生影响力的颓势。(5) 大型教会也朝着音乐敬拜情绪化，信息迎合世俗化，组织管理商业化，教牧辅导心理咨询化的方向发展。
从北美大型教会聘牧的过程看，基本是这样三个阶段﹕草创时期聘用有神清楚呼召，经过神学训练的传道人，他们多有领袖魅力；教会逐步发展时，聘用受过心理辅导训练的关怀者；等教会规模扩大，聘用商业管理人才，他们当了教会的主管，才开始接受基本的神学装备。(6) 现在，领袖型的牧师们将届退休。
我们教会租用属于美南浸信会系统的教堂，作为周五查经和主日敬拜的场所。前不久，系统内一百多家小教会在一起聚会，商量联合召开“暑期圣经学校”。这些教会，半数以上聘请不起专职传道人；教会人数在减少的同时，日趋老年化。一些青年人和骨干家庭，也转到邻近的一间大教会。在我们这个地区，万人以上的大教会有两家，都是这些年发展起来的。一家还很兴旺，一家新建不久的巨大教堂正在拍卖。
美国主流教会的下滑趋势，是近20–30年内明显表现出来的。普遍说来，华人教会正是在这些年间，由查经班，逐步按照美国教会的传统结构建立起来。华人教会的带领者，也多是在北美神学院直接间接接受训练。作为分支，我们如何看主流教会目前所面临的困窘？我们中间，有宣教异象的牧师长老们，通过短宣和长期回国，帮助国内家庭教会的神学培训，希望建立有管理功能，由受过系统装备的牧师来牧养教会的机制。然而，这些在北美主流教会和华人教会都遇到的难题，和国内的实际如何联系？
二、现代主义对教会的影响
说到北美教会所面临的新课题，常是和后现代主义、新纪元运动相联系。这都不错。但是，都有一个预设前提﹕教会本来在现代时期，和现代主义磨合得不错，教会从整体上也运作好好的，突然遇到了后现代的时代变迁等新问题，脚步有点错乱了。
怎么办？从1990年开始，许多教会和神学院的牧师教授们主张，只要将教会运作和人们实际需要联系得紧密一点，把神学教导生活化一点，节目制作得精彩一点，就可以重新吸引人们回到教会。然而10年之后，这些做法，对北美教会整体的改观上，效果不彰。
从2000年开始，大家开始思考新的问题﹕教会面对后现代思潮的衍生冲击时，似乎忽略了一个基本点，就是教会在现代时期，对圣经的神学理解，对教会运作而建立的机制，是否完全按照新约原则？如果是的话，以现代主义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后现代主义，就不可能这样肆无忌惮的猖獗。教会从整体上，就不会在时代变迁和世俗文化面前，如此无力。如果我们承认神学上和教会运作上的偏差，其特点是什么？
因此，北美教会开始对现代主义及其文化对教会结构和神学的负面影响，进行更深层的分析。大家开始明确地认识到﹕现代主义从整体上看，是一种抵挡圣经真理，抵挡独一真神，抵挡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思潮。我们教会现行结构和神学，特别是系统神学中的教会观，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这些影响很广泛，这里，主要从两方面来分析。
第一，“启蒙运动”和科学至上主义的影响。
所谓现代主义，是指1700–1850年间启蒙运动所代表的特征；它又被称为理性时代。这一时代不仅置疑传统真理；同时，对确定真理的内涵和外延，有全新的解释和认定。特别是关于信仰和圣经真理，逐步从中世纪属于绝对超然地位，转移到通过人的理性和科学方法的检验之后，最终被批判性的确认。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神被现代人从创造和主宰的宝座，拉到可以讨论的地位。
从培根的哲学及其后学，从牛顿的物理学及其后来的科学家，教会信仰仍然是人们生活的主要支柱。但是，主导这个时代潮流的，是强调用可以观察到的客观事实，重新审视真理。研究因果等规律的科学方法，成为推动现代理性主义的动力。科学和信仰，被分为不同的两个范畴，并且由科学主导宗教信仰的内容和方向。(7)
与科学主义并行，被极力高举的，就是提出科学观察方法的人。康德在其批判哲学中，提出“先天综合判断力”的思想，并且将人的积极思维，具体地划分为主观的，情绪感官的，创造性分类等不同方面。这些方面的完整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理性思辨能力和构架，然后用客观的观察，结论性的判断，以及综合性的管理等步骤，得到对所观察对象，包括生命，神学和信仰的架构。
现代主义通过人所设定的科学方法，把具有这些先天本能的人，推到现代生命的中心。具有主观能动性和思辨能力的人，不仅是明白终极真理，也是架构生命意义的起点。什么是事实？就是由知识和科学思想所产生的结果。什么是最高价值？就是作为独立的人所作出的合乎理性的选择。(8) 中世纪倡导的神和真理，变成了现代的人和真理。
教会受这种思辨体系影响最深的，就是“新派神学”。这些神学家套用实验科学和哲学上的方法来研究圣经。他们以科学为标准，把一切神迹奇事从圣经中删去，进而“还原历史上的神和历史上的耶稣”。他们归类福音书中的不同特点，假设有一个底本性的文献“Q”。他们从对旧约律法和历史书的怀疑开始，设计出“JEDP”（不相信摩西五经是摩西所写）的故事。如此费心竭力的研究，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科学标准，来检验圣经真理的可靠性。这对基督信仰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为了反击新派神学的破坏，坚持福音信仰的教会作了大量正面护教的工作。系统、正确和全面地理解圣经，成为1920–1950年间新兴神学院的主流。与此同时，因着教会本身的文化环境和时代特点，教会对圣经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有不同侧重点。谁是决定其正确与否的标准？人为的因素被强化，宗派的神学被提升。所以，宗派之间的相互伤害，用有限的系统将无限的神放在自设神学框架之内的偏差，时有出现。这些，都是启蒙运动在不同程度上的折射。
经过坚持福音信仰教会和新派神学的长期辩论，我们现在对圣经的理解更清楚了。现在的释经学和解经专著，比起路德和加尔文时代的神学思想，有了极大的发展。偏差在于，我们将圣经知识和生命分开；将活出信仰真实和停留在信仰表层分开。北美教会有一批在神学上有造诣的专家，有一批系统神学训练的牧者，但也有相当一批不读经不祷告的会众。这种具有二元论色彩的分离，也是受科学和信仰分离的影响。
第二，现代民主国家观念对教会的影响
使徒时代和其后两百多年，教会面对的外部世界，主要是“基督是主”和“凯撒是主”的对立。这种情况，从公元312年开始，随着康斯坦丁允许基督教公开敬拜，到他临终受洗、被称为“神的朋友”和“第十三位使徒”，整个景观就被彻底改变了。使徒行传是以使徒保罗进罗马监狱为结尾。尤西比乌的“教会历史”则这样说﹕“一神，一道，一主；一个皇帝，他的职责就是向全人类解释神的知识和爱。”(9)
其后，虽有皇权和教主权柄位置的调整，但是，神的国在地上完美建立的乐观主义，热情不减。公元427年，奥古斯丁完成了《上帝之城》一书，从政治学、神学等不同方面，对神的国在地上实现作出了全面论述。从而建立了中世纪罗马教皇权柄的至上地位、政教合一、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这又被称为康斯坦丁式的基督教王国。(10)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首先集中在救赎论﹕人得救本乎恩典，必须回到圣经。对罗马教廷的分庭抗礼，是逐步衍生出来的。改教运动，离不开民族国家意识（由nation到state）的逐步发展。这种意识的起点是政教分离﹕王权要脱离神权的辖制。世俗王权是和宗教神权并行不悖的两套马车。在民族国家意识初期，罗马教皇的基督教王国，或者西方诸国支持的地方教会，都是民族文化遗产。然而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贸易等事务上，宗教最好保持中立。这就使得政权和神权更为平衡。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逐步成形和普遍民生社会经济结构的改观，在整个社会和普遍的民众概念中，天主教和新教教会都逐步成为与现存政治制度并行的精神领域，从而形成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二元论的整体结构﹕以民主、民权和民生为主的物质世界，成为一般民众所关心向往的公众生活――这方面，由现存的政治制度管理；以信仰上帝和灵命诉求的宗教，成为一般民众的私人生活――这方面是由基督教会来运作。
与此同时，科学至上论引发了科学和信仰的分离。工业革命产生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物质，使人们精神需要的重要性淡化了。教廷和新教订立的信仰原则也从法定的绝对遵守地位，移向人们的自愿接受。一定程度上，人们按照文化传统和信仰背景加以调整，形成了不同传统的教会生活。
西欧诸国政教分离和民主国家概念的提升，是由国家的当权者主导，逐步付诸事实的；而美国的政教分离，则是由因宗教迫害来到新大陆的基督徒建立的。
早期的清教徒是因信仰自由而远离自己国家、漂泊海外的追求者。他们执着于追求神和持守自己虔诚的宗教传统，但在他们自己的政治环境逼迫下，是难以实现的。他们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从法理上割断政治和信仰的相互制约。所以，北美社会的政教分离充满了草根阶层强烈的宗教情操。这种宗教情操的深处，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和民主意识﹕信仰是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独特关系。这一点不错，但是不全面。(11)
所以，在现代时期，科学至上和民主国家概念对教会传统和信仰体系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特点﹕人的位置被作了彻底的调整。中世纪以宗教为主轴，被束缚在地缘、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完整体系之下的人，被解放了出来，并且被放在科学、宗教、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的中心点上。似乎是由理性的人，来调节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明显的事实是，现代主义坐在主导地位；教会却认为，这个位子应该是她的。
中世纪政教合一，可以用王权和行政手段解决教会内的争端；也可以使信仰成为国教，广泛吸收异教，使所有异教祭祀成为神父。这一切都在基督教王朝审判所和保护伞之下。进入现代时期，由科学至上和民主国家所带来的政教分离体制和精神物质二元论思想，就将异端、异教、世俗观念和纯正信仰，摆在一个平台上。
在中世纪，教会承认基督是主，并且由此衍变，教皇也成了主，教会决议和圣经平行。到了现代，这样的谜思，被科学至上思想和政教分离体制拆除了。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是将基督和凯撒分开了。
教会在文化整体上，被迫退出对社会绝对控制权的过程中，紧紧抓住不放的，就是基督教王朝的架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从改教至今，教会作为西方社会道德仲裁者的心态，一直没有退烧。
以道德优势来影响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模式，必然关系到教会在实际生活中，如何为主作光作盐。在西方，是建立一个封闭型的宗教团体，以示有别于世界，吸引世人来。在海外宣教，是把原有的教会模式，在和异文化整合中，建立基本相同的教会分支。
三、后现代文化对教会的影响
所谓后现代主义，决不是推翻现代主义而横空出世的新思潮。它承继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延续发展出合乎自己时代特点的文化。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没有变。只是将内容，由牛顿时代绝对时空观念下的科学主义，变迁为爱因斯坦时代相对时空观念下的科学主义。科学方法和理性为基础的最终决断，仍然是厘定信仰、伦理道德和社会准则的主线。我们听到最响亮的口号是﹕“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一标准是绝对的，因为它是对后现代科学和哲学总结的结晶。
这个绝对标准向基督信仰的挑战更进深了。现代主义是用科学方法作为标准，来衡量圣经真理的可信与不可信部分。后现代主义是从根本不信的立场上，把圣经放在相对的位置。新派神学是要把圣经限制在科学可以理解的范围，把圣经的伦理学放在神学之上；而后现代主义是从不信和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要把圣经放在古代文化典籍之一的位置上。后现代的圣经研究者，根本不信有一位圣经所启示的独一真神，根本没有敬畏的心。
什么是相对的？就是说圣经关于神的创造、神的属性和主权、基督救赎的特殊启示，是特定人群的需要，是古代特定条件宗教的自我理解。离开了这些历史条件，这些假设无法成立。有了这些历史条件的重复，也只是对特定群体有意义；并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因为具有绝对真理是不可能的。
后现代社会仍然在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运行。只是在方法和环节上，由马克思完全破坏与彻底重建的经济观念，逐步转变为韦伯循环渐进与自我调整的经济观念。早期资本主义通过各种不人道手段，攫取最大的剩余价值的观念，逐步转变为以提供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赢得顾客信任，保证顾客群体，从长远角度盈取利润的方式。要在激烈竞争中生存，必须有响亮的品牌。
在这样的商品社会，如何使宗教在有限的时空内更为有效？教会过去的那一套似乎不行了。现在所提倡的，是经济效益，是人对人的信任，是吸引众人的品牌。所以，重新包装，把曾经在历世历代对人有益的宗教都拿出来，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宗教市场上相互竞争，就成为后现代文化的特点。
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就是把节目办的好，对人有吸引力。因此，人不喜欢听的，尽量别说；即使说，也要说得有技巧。人喜欢听的，尽量从我们的信仰中，找到可以印证的地方，加以强调和发挥。宗教内容因着人的需要，甚至可以修饰得偏离圣经核心与本质。
同时，商业经营管理的方法和理念，运作在教会的各个层面。大公司CEO的技巧，用在教会的领导艺术上。事工场面大就是好，知名度高就是成功的标签，被贴在教会增长经验上，供大家来参观学习。检查教会的标准很具体﹕人数增加、金钱奉献增长。
北美最早成功的大教会，是位于洛杉矶近郊的水晶大教堂(Crystal Cathedral)。这里的牧师这样解释罪人和地狱﹕“没有尊严的人，就是罪人；不给人尊严的地方，就是地狱。(12) 听到这样的解释，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把约翰福音8﹕1–11节，耶稣对行淫妇女赦免不定罪的经文，作为教会建筑主体雕塑的用意。
现在北美最红火的大教会，是德州的湖林教堂(Lakewood Church)。这里的牧师在接受ABC主播采访，被问及如何看待基督耶稣并祂钉十字架在基督信仰和他们教会的位置时，他拒绝回答。这些教会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圣经进行筛选，只讲合乎人口味的东西。信仰的根已经烂了。然而在后现代，就有人喜欢这些。
为什么？极端的人本主义。由启蒙运动引发的人本主义和自信，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和核弹头的阴影中，以及反复出现的经济风波和社会动荡中，失去了乐观主义的主调。从尼采超人的绝望，到萨特存在主义无奈的接受现实，人逐步从抽象、集体化和悲观的群体，落实到具体和本位的个体。并且希望从这一个体中，找到生存的价值。人，就是你自己，是世界的核心。你的取舍定位，是价值观取向的重心。别人和整体社会虽然重要，但是你如果失去了自我定位，一切都没有意义。
这对教会最大的影响，就是为什么和为谁来教会。耶稣用“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作为最大的诫命；并且要求门徒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祂。教会在后现代的特点，就是把耶稣在强调爱人时，所用的对比修饰词“如己”，大加扩充，不仅成为爱人的先决条件，甚至成为爱神的前提。这样，就对圣经中神的爱，出现了偏差性的理解。把爱的核心，从旧约慈爱（hesed）丰富的内容，局限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将新约中爱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彰显，抽空了，得到爱和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人，成为信仰的起点和终点。圣经中爱的本质，被断章取义的歪曲了﹕不爱自己，不可能爱人；没有人间可以体会到的爱，神的爱也是空洞的。
由此引发的，就是教会生活核心的转变。我们来教会，本应敬拜神。当爱的内容聚焦在个人身上，敬拜中心就变了。唱诗后常听到﹕“今天的诗歌，将我从灵里整个带起来了。”听道后常常说﹕“牧师的讲道，使我自己今天真有得着。”带领别人查经时也说﹕“我自己今天的得着最多。”荣耀神和传扬神的福音，被忽视了。
仔细思想这些价值取向，很能反映我们时代特点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如果说在现代时期，新派神学是用扬弃的哲学观，把圣经的核心信仰抛弃，而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教会，则进一步用断章取义的方法，将世俗观念合理化。进而，承认基督徒在生活和信仰上的两重性。
后现代主义倡导下的教会生活，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在主观和客观之间，在主观信心和客观真理之间的进一步分离，使得在相对主义文化环境生活的信徒，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分离和矛盾状态中，保持平衡。
在公众场合，许多自称有宗教信仰的基督徒，可以和没有这种信仰的世人，持守同样的政治理念，工作态度，金钱观念，男女关系和婚姻准则等。在属于私人性的宗教信仰圈子内，他们可以与人分享今生和永生、人可以接受的神、善恶标准的确定、以爱囊括神所有本质等观念，借以得到属灵的安慰。需要作光作盐的时候，他们或用激进的方法表达观点、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独善其身。这些在北美教会很普遍。
什么是为宗教重新的定位？前任美国哲学协会主席Richard Rorty，在评论葛培理牧师早期传道内容和风格时曾这样说﹕“宗教所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孤独。这比在民主制度下所要给我们公众信息和生活标准的教训，要重要的多。”(13) 这一点，被葛培理的儿女继承。
在物质充裕的社会中，如何解决人的孤独？在后现代社会，常常用消费主义来弥补。911事件后，一位在世贸大厦丧失丈夫的妇女，得到了三百万美金的保险赔偿。2002年圣诞节采购时，她发现自己的信用卡没钱了。去银行一查，才知道在一年之内，她以采购的方式，花光了所有的钱。她家里摆满了不需要的东西。这是后现代的时尚。
这一点，影响着人们对宗教的要求。教会进一步从以神为本的敬拜，急剧转向以人的灵魂需要为目标的供应。消费主义在北美教会生活中的特点表现在﹕牧师的职责集中在安慰性的教导和解决心理困苦的关怀；会众的义务侧重于投入金钱，换取和接受精神喂养。这实际上是属灵需要的购买和销售，神不过是个招牌而已。这些话很难听，说出来和承认，都要有勇气。(14)
2008年6月24日《世界日报》的头版头条消息，是翻译波士顿大学社会和神学院教授柏格的民间调查结果，他这样说﹕“92%的美国人相信上帝的存在，74%美国人相信有永生。四分之三的人认为许多宗教都可让人得救。更令人吃惊的是，57%的基督教新教徒，愿意接受他们的宗教不是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此一民调证实，从事激烈文化战争，大打宗教战争者，只是少数团体。信仰宗教十分热情，对宗教高度宽容，是美国民众的特色，是相当可喜的现象。”对此，你我怎么看？我们属于哪个团体？
四、中国大陆背景基督徒的特点
北美华人教会的文化组成，极为多元化。从总体上来说，以中国大陆文化背景为主的群体，在教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主要接触的，是这个群体中的知识分子。讨论也集中在这些人的身上。
从1980年开始，国内的知识分子来到北美，从接受西方教育开始，进而逐步融入这个社会。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感受到了富庶和稳定的经济制度，民主政治，人权保障和自由的精神生活。
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以来，一直渴望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制度。由于基督教繁荣的外表仍在，就被不少人理解为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是蔚蓝色文化的基础。
真正说来，我们这些新来者并不了解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教会文化的影响。其实，在我们刚来的时候，由现代主义引发的后现代思潮，已经在北美教会形成了潜在的危机﹕科学至上，个人主义，道德两重性，被修饰成可以被人有条件接受的神，日益高涨的消费主义，宗教是解决人生孤独的良药等等。这些和纯正的圣经真理相比，是更容易被我们接受的文化。因为我们是从文化层面和信仰接轨的。
1980–2000年间来到北美的知识分子，仍然受学以致用和忧国忧民意识的影响。我们的学习知识，特别是社会和人文科学，往往在没有真正进入自己生命的实际时，就想着应用。常常没有知识的沉淀和消化，在半懂半不懂的情况下，就把刚学到的用上派场。这一点，就像李泽厚先生多年前总结“五四”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特点﹕我们的思想历程，是在短时间内，电闪雷鸣般的走过西方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程。因此，就显得过于草率，天真和不成熟。
从我们第一批进入北美教会的基督徒的经历来看，我们有这样的特点﹕报着主观、不愿意或者试试看的心情，来到教会。我们先看到的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帮助和有形的爱。我们自己也常常得到这样的帮助和爱，并且被感动，进而加入教会生活，成为教会一员。也学习以同样的形式，去帮助有需要的同胞。但是，当这种外在形式的爱受挫时，信仰就被抛弃了。
美国，是我们向往的地方，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就是教会。在东西方文化对比，在黄土色和蔚蓝色之间，我们熟悉的是中国文化的弱点，是民主制度的缺失。相对之下，就容易对基督教文化产生认同。进而进入教会，融为一员。然而，当教会在主流社会失势时，信仰就被抛弃了。
理性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特点。信仰必然要经过这一关的检验。我们以自己的社会经验，从对西方历史的观察中，发现了现代主义的时代特点﹕信仰和科学以二元化的形式，和睦地并存在科学家身上。我们举牛顿，以及从前70%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基督徒的例子，可以说服自己，也希望说服别人。随着社会的变迁，当今科学家越来越倾向信仰独立时，神就被歪曲了。
有没有生活的需要，有。有没有孩子教育的需要，有。有没有感情孤独的问题，有。有没有心灵的追求，也有。只是对于以无神论为背景的人来说，什么是灵魂的追求，很抽象，很不具体。我们或者是用理念的知识，替代圣灵的能力；或者是用外表感情的装潢,，摹仿圣灵的充满。
中国知识分子清高的秉性中，物质需求是有的。但是，在接受信仰时，这些都被放在不醒目的地方。我们进入信仰，突出的表现在我的主观意愿，我的理性选择，我的文化认同，我在寻找更高的道德意境。这些是什么？就是北美教会所传递的神。刚去教会得到的圣经，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信主多年以后才开始认真阅读的。在这期间怎样做基督徒？在生活上，基本是老我的习惯；在传福音上，基本是自己的宗教经验。
在北美的中国知识分子大批归主，和以国内背景的传道人出来服事有关系。他们接受信仰的方式，多数是通过大型布道会和教会聘请的特殊讲员。传福音所讲的题目基本包括﹕个人的信仰经历，基督徒所传达的神的爱，东西方文化认同中的共性，及合理的科学证明等等。
这些做法，都不错，但是都有限。许多人没有在此基础上，通过耶稣基督和祂的十字架，建立与父神的关系，以敬拜独一真神为生命的中心。这些福音的预工都非常好。如果把信仰的根基就放在这里，就有问题了。如果把教会的主要精力，都投在这些方面，就重蹈北美主流教会在现代和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故辙。因为我们在刚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不知道现代主义的定时炸弹，经由后现代主义的导火索，即将爆炸。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的生命实质，和我们传讲的中心，没有明确地、坚持不懈地把神的道系统地讲明白。这就使得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在许多方面，顶不住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压力、诱惑和文化变迁。
现今，科学证道常引用大爆炸。且不说这只是科学的假设，不是科学的事实。退一万步，就算是准科学事实，天文学家进一步提问﹕是由一个点大爆炸开始，生成现有的宇宙？还是从无数个点上的大爆炸开始？欧洲学者偏向无数点的大爆炸。因为天象的观察中，不仅有天体的扩张，也有波动，波动的能量从何而来？可能是不同爆炸点上的冲击。由谁来决定最后的理论？由科学家本人。科学家本人如何决定他们理论的出发点？在于他们的信仰。欧洲的大学教授中，50%以上信奉佛教理念。无数点上大爆炸的宇宙观，正适合他们泛神论、无神论、没有独一真神的宗教观。
文化证道也一样，我们过去不了解西方文化，误将蔚蓝色归为基督教文明。现在，即使这就是基督教文明，也不是基督信仰本身。过去，从北卡到德州，被称为圣经带。现在，教会不再是民众星期天生活的中心了。在北卡西部保守的山里，在蔚蓝色文化环绕的教会建筑中，飘扬的是杏黄旗。蔚蓝色也好，教会文化也好，不再吸引人了。
我们常把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民主制度和基督教救国联系在一起，希望我们的信仰成为更新中国文化的精神活力。这种源于康斯坦丁式的模式，源于基督教会是道德仲裁者的心态，在北美的主流教会和后现代社会生活的冲撞中，已经呈现搁浅趋势。
我在短短两年多的牧会学习中，深深感到，如果传福音的主题，没有聚焦在以敬拜神为生命核心，以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作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环节；我们的信仰必然表层化。如果我们不是以认罪悔改进入神的家，因着老我作祟，我们的生命就会与神的关系不正常，与人的关系不和睦。
五、小结﹕回到信仰的根基
美国主流教会的困窘，以及带给华人教会的冲击，会越来越明确地被认识到。直接遇到的挑战就是﹕我们向来所夸口的蔚蓝色，变天了。我们所羡慕的基督教文化，没有吸引力了。我们熟悉科学文化式的传福音方法，在现代文化市场，急剧萎缩，在后现代文化市场，可能没有了。
我们教会最年轻的会友，30岁左右，且人数不多。下边一层，就是12–17岁的青少年；他们现在还来教会。美国教会保守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75%以上受洗的少年基督徒，上了大学以后，丢掉宗教信仰。85%以上，不要再捡回来。
北美教会的实际，很像溺水者。要被救援，首先要从淹死人的环境中出来。教会自身还不十分愿意。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康斯坦丁教会王朝的留恋，还想保持教会在精神领域的仲裁地位。这些，后现代文化不再给我们了。按照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有没有按照这样的方式给我们？这是我们要思考和讨论的。
救援被溺之人的步骤﹕清除堵在呼吸系统的淤泥，积水和废气，然后吹进新鲜的空气。后现代时代的现实，就是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教会被世俗文化淹没了，靠着自己没救了。只有神的真道，只有神自己，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才能救我们。
有人说，教会现在的困境是短暂的；有了像卫斯理、穆迪、葛培理那样的奋兴家，教会就会重整旗鼓。有人说，没有那么简单；这次，比路德倡导的回到使徒时代，时机更成熟。路德改教，将教会从教廷的专制统治下释放；这次所面临的困境是，神的子民需要从后现代世俗文化浪潮的漩涡中，被解救出来。
共识是，面对所遇到的困窘，除了信靠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圣灵引导和圣经真理，什么都靠不住了。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给我们受教的心。
注释﹕
“The church between gospel & culture” edited by Hunsberger, p.3.
可参考Jossey-Bass 出版的“Leadership Network Titles”系列.
“The present of future” by Reggie McNeal, p.1.
引自Dr. Allan McKechnie: “Church and mission health”的课堂笔记.
“The missional leader”, Alan J. Roxburgh. Page xii.
Dr. Royal King:“Church Leadership”课堂笔记.
“The church between gospel & culture”, p.59; p.117–120.
同上
“A worl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edited by Hastings, p. 35–42.
“City of God”, 1984年英文版:“Introduction”, p. 79–112.
“The church between gospel & culture”: From Biblical secularity to modern secularism, p. 79–112.
引自Reggie McNeal “Missional church leadership”课堂笔记.
“History of Philosophy” by Martyn Oliver, p.187.
“Missional church” edited by Guder: “A people sent or vendor of religion ? ”
辛立 来自中国大陆；现为美国加州萨迦缅度恩泽华人教会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