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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死荫的幽谷 (续)
文/大陆老传道人
生命季刊 总第2期 1997年6月
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神也是你的神
一九五三年，中共及三自秘密没收了上海圣经公会及印刷厂。一九五四年中共通过三自密令全国各省、市圣经书局(书店)封存所有圣经不得出售。我们的教会于一九五○年刚建立的代售处当然也在封存之列。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跟几位执事商议把我们现存的七百多本新旧约圣经以及一万二千多本四福音书，使徒行传，诗篇等全数买下，分存各执事家。这样我们得以从中供应各县教会的需要直至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四年春，某某省医学院几位应届毕业生，被迫在大庭广众之中否认他们的信仰，且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他们是重生得救有生命的肢体，参加共青团后心中不平安，主日偷偷来聚会。他们哭诉、痛悔。当时我只能用圣经话语相勉励，不敢劝他们退出共青团。但是在那一个月内我释放了“但以理，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神”，“以利亚”等信息。是圣灵的能力感动了他们向学校要求退团，宁可被批斗，分配到偏僻农村或小工厂当无名医生。学校当局也已掌握情报，他们退团是受我的指使，定我与共产党争夺青年一代的罪名。
事过十几年。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第三次批斗我时，组织了大学院校学生、教师三百多人，其中陪斗的也有好几位他们认为是死不悔改的基督徒医生、老师。还有两队一百多人的红卫兵参加批斗会，他们事前从各礼拜堂搜集数千本圣经，诗歌，属灵书刊以及木制十字架，圣餐盘等堆积如小丘，置于礼拜堂前的空地上。由于位于东南沿海的某某市八月份夏季下午必有南风吹来，故他们命令我只穿短裤，头戴四尺高上尖下宽的硬纸帽，胸挂一块两尺半的木牌，上书我的十大罪状，跪在小丘的北边面向南方。而所有摇旗呐喊的红卫兵就地或坐或站在南边面向北方的长凳上。
红卫兵的头目手持扩音话筒宣布批斗大会开始。大声疾呼，控诉我的十大罪状。特别强调、重复我的两个罪行：对抗政府政策、地下供应圣经，危害人民；屡教不改，十几年来与党争夺青年一代。猛呼口号后，把汽油倒在由圣经、诗歌等堆起的小丘上，点上火，火焰随南来的风一下子烧了起来。火力真猛，不一会，我的脸由红热而起泡，眉毛烧焦了，我的左下肢被炭火烧伤，灼痛难当。我已头昏脑胀，呼吸急促，感到严重缺氧。心中确认自己已无生还希望，就在自己感到即将昏迷之前，我就学习司提反的榜样向神说：父啊，我把灵魂交给你！我已体力不支倒了下去。这时我的脑子还有些清醒，我听到空中传来的声音：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神，也是你的神。我接着默念：阿们！以后的情况因我已失去知觉而不得而知了……
第二天，我在昏迷之中醒来，一同关在礼拜堂里的囚犯叙述了我昏迷后的情景：当我倒下的一刹那，风向忽然由南转北。由于当地夏季下午极少吹北风，参加批斗的红卫兵没有准备这种突发的情况，随着北风，熊熊的烈火扑向了小丘北面站着或坐着的人们，他们乱成一团，因有人是站在凳子上，有人摔伤，也有人被压伤。红卫兵的头目见状大惊失色，在慌乱之中吼叫：解散！这意味着这次批斗大会完全失败。这时有几位医生基督徒挺身而出，把我抬进房间抢救。我时年五十七岁。虽然左小腿伤痕犹在，眉毛变白色，但神还留我活命到今年已八十多岁。是他拯救了我的生命，我当继续为主作见证。愿一切荣耀归于主！
以马内利，你在哪里
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批斗，游街，隔离，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关押一年两个月后，我们的儿女都已上山下乡到农村务农。我和我的妻子于春节后又接到上面的命令，于一九七○年二月被押送到某某省一个无人居住的深山里监督劳动改造。我们接到命令的那几天真是寝食不安，忧心忡忡，不知所措。天罗地网，我们既无法逃跑也无法躲避。当我们禁食祷告时忽然得到圣经的话语：往前走(出埃及记14：15)“以玛内利！”我俩心得安慰，就作出发准备。民兵押送我们七、八十名“五类份子”，乘火车，汽车，走路，四天三夜到一个县城。翌日又走十里路，到了一个大队，后被分配到小队。民兵指定我们住在一间原本供行路的农民落脚休息的茅屋。这样的茅屋四面通风，没有围墙。周围五里之内荒芜无人。我们到达时，正值大雪纷飞，地上积雪盈尺，一片冰天雪地。当地没有电灯，连油灯也没有，只能用竹片点燃了来照明。当我们举着点燃的竹片走进茅屋时，赫然见到屋内卷缩一黑一青两条蛇。我平生最怕也最恨毒蛇。一进屋就遇见“魔鬼”，我们就站在门口祷告求主赐平安，真感谢神，当我们祷告完，那两条蛇已不知去向，且以后再未出现。
由于天寒地冻，寒风刺骨，那天晚上，我们只好将买来用以煮饭的木柴在屋内生火取暖。凌晨时分，火堆熄灭，我们虽睡在稻草堆上，盖了两床棉被，但仍经不住寒风的侵袭而浑身发抖。我们再也无法入睡，只能在祷告和唱诗中等待天明。
翌日早晨，我们扛起锄头走到大队分配给我们的一块农田劳动。按当时的规定，就是要我们在这块农田上耕作、自食其力。因地处高寒山区，农田还结有一两寸的薄冰。我的妻子在田边脱去鞋袜，卷起裤脚，踩入田中。不料这是山区的烂泥田，她一下就沉下去了。我们大惊失色，高声呼救。我在一旁大喊：“不要再挣扎，否则越踩越深！”我急忙将锄头柄伸给她，将她拉上来。此时我的妻子已成泥人，浑身发抖，我们蹒跚回到茅草屋，烧热水洗了后，坐在稻草堆上，围盖着棉被。我们一面祷告，呼求，一面抱头痛哭。我们向主发怨言：“以马内利，你在哪里？”这是第一次。
下午，我拄着拐杖，拖着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殴打致残的左腿，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了大队部。我告诉民兵要找大队长。他斥责说：“你是何等人，敢找大队长？”我说：“有重要的事找大队长，拜托为我进去通报一声。”说完，我还给他一包由城市带来的饼干。他笑嘻嘻走开了。几分钟之后，大队长传进，我一面祷告，一面走进办公室。大队长问：“有什么事？”我又递上一包饼干(此时，他的两个儿子就争吃饼干)，对他说：“你分给我的一块烂泥田，我们无法耕种，请换一块比较好的田地、好吗？”他很不耐烦地说：“田地有什么好坏，你们本是劳动改造的，还拣什么地？”我又说：“让我去拣猪、牛粪好吗？”他很凶地对我说：“好，是你自己说，我就成全你吧！”第二天，我们穿着破旧的球鞋和衣服，肩背上竹篓，手拿竹夹，沿着山沟、山乡小路拾粪。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还带着饭团充饥；天天起早摸黑。那时大陆山区没有化肥，大家争着拾粪。我们天天出去，好不容易三十天拾了一堆粪，给小队长一量，只值二十个工分，等于两块人民币(按当时价值不到一美元)，只够我们两个人买十天的大米。今后我们何以为生，难怪有许多比我们早些日子押送来劳改的老人，在饥寒交迫之下，已有三人死去。晚上，我和妻子相对而坐，彼此流泪祷告，越祷告越伤心，心情沉重，我忍不住大声呼喊：“以玛内利，你在哪里啊？”
奇妙的是，就在我们第二次含泪大声呼叫：“以玛内利，你在哪里啊？”的第二天早晨，以玛内利显现了，神迹来了。我们刚吃完早饭，正要背起竹篓竹夹去拣粪，这时见到老远半山间有六、七位农民正沿着山路直奔我们的茅屋而来。我们见状，心中忐忑不安。我对妻子说：“这些人一定是来者不善，无非因为我们工分太少，他们认为我们偷懒，今晚要开斗争会批斗我们，也借此来警告其他的五类份子吧！”妻子说：“我们祷告吧！”
十分钟后，他们来到茅屋，态度与往常不一样，用十分客气的语调问我们：“你知道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吗？”我回答：“我们一直在茅屋附近山间拣粪，从未离开，也没有人来过这里，因为我们懂得政府的规定，不敢违反。”这时一位大队长说：“不是你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村里有六十四个小孩出麻疹，已经死了四个，现在要你们去抢救。”我回答：“我们都不是正式医生，我们不能看病。”他们带着怒意，提高声调说：“我们知道你们是什么人，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我又回答：“不是不救，而是因为我们不是医生啊！”他们异口同声吼起来：“你们轻视贫下中农，见死不救，今晚要开斗争会斗你们！只要你们尽心去医治，医不好我们不怪你们，村里已有四个小孩死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四个孩子也都患病，已死了两个，另一个也已十分危险，你们马上要去抢救！”他们一面说，一面将我们的棉被，米袋，行李箱，日用品装在一起，半推半拉将我们带下山去，把我们安顿在大队部，那儿有窗户、有门、有床、有桌子、椅子、有各种日用品……就这样我们当起医生来。我们先用带来的药品应付，又开了单子让农民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去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我们默默献上感谢和祈求大医生我们的主施行医治。我们日夜不停抢救了四十天，六十个儿童全部获得医治。全村人兴高彩烈。
“原来这对五类份子牧师夫妇还是医术高明的医生。”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当地的乡村。连邻近该县的外省，也有人慕名而远道跋涉赶来求医问药。从此我们在乡村中开办小诊所，建立中西药房，并培养了六位“赤脚医生”，当了七年半的“医生”。是主亲自帮助、看病七千多人次，没有发生一次医疗事故。末后几年我竟然靠主的恩典和能力大胆向病人传福音，分送纸条：“神爱世人……”(约翰福音3:16)几千张，有一些人还把纸张贴在灶壁上以代替符咒，圣灵也做工使许多人信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以玛内利就在我们中间！
(本文转引自呼喊第81期，作者为一大陆老传道人，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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