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 一位大陆知识分子的见证
从认识神到经历神
——— 一位大陆知识分子的见证
文/傅定强
生命与信仰 总第3期 2002年12月
我出生在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是中小学教师。当时正值日寇侵华，逃难在山区，生活贫困。父母亲都是国民党员，父亲还是区分部书记。我很小就随母上学，对日寇既仇恨又害怕，受到的教育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日本投降后，我们回到城市。当时年纪虽小，但看到父母亲领到工资就去排队抢购粮食，自己把面值几万元的“金圆券”用来糊扇子，对物价飞涨、政府腐败印象深刻。父母亲因对国民党失望而离开。
我刚升入高小的那年，解放了！我们高高兴兴上街去迎接解放军进城。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大家都从心底里欢迎，寄予厚望，认为中国有救了。我丢掉《公民》书，参加少年儿童队，立志作新中国的好孩子。
读中学的六年是幸福的，国家经济恢复很快，人们生活安定，道德高尚，几乎是“路不拾遗”。看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对共产主义理想充满了希望。
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声中，我考入大学。当时，我一心一意埋头读书，一心只想当科学家，为建设祖国作出贡献；而对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和紧接着的“反右斗争”并不关心。但是，一位革命前辈的报告却令我惊醒。她讲述了在狱中的苦难的斗争后说，“我们为什么能忍受如此苦难而坚持斗争，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想着你们下一代，为了你们的解放，我们甘愿受苦牺牲。”
她的讲话使我开始深入思考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如何才能对得起上一代，也对得起下一代。认识到只埋头读书，不关心政治是不对的。从那时起，我开始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由于认真而努力地进行了各种政治学习，逐渐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积极要求入党，虽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未获批准，却仍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对“大跃进”、“人民公社”都积极拥护，“三年自然灾害”也能咬牙度过而毫无怨言。直到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顶峰，认为他是天才，是人民的救星，是绝对正确的最高指示者。即使看到一些不合理的事，也认为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不足以影响到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四人帮”打倒后的一系列事件使毛泽东的错误公开化了，心中的偶像被打倒。共产主义成了遥遥无期的空想，我的信仰开始出现危机。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去美国学习，见到了真实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并非如列宁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和可恶。相反，不仅他们的经济比我们发展快，而且人们的道德水平也比我们高。从香港和台湾的朋友中也了解到，那里的发展也比我们好。这决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何在？共产主义的希望何在？信仰危机更严重了。
第一位闯入我的生活的基督徒是一位美国朋友，他是自愿来帮助我学习英语的。他告诉我耶稣不是虚构的神话人物，而是一个历史人物，关于祂的历史记载和考证远多于任何一个中国历史人物（如孔子或秦始皇）。他问道﹕“你为什么相信有秦始皇而不相信有耶稣呢？”
这位朋友的生活严谨而正派，与许多非基督徒的美国人很不相同。我那时开始看一点圣经，但看不懂，也看不下去。在感恩节，我认识了一对老年基督徒夫妇（和我的父母亲一样也是中小学教师），他们乐善好施、可敬可亲。从他们那里知道，基督教有高尚的情操，是一种崇高的信仰。记得一位华裔美籍教授曾带我去华人教会听道，那位牧师谈人生的意义极其深刻而精辟。我当时想，他批判名利思想、批判个人奋斗比我们国内的许多政治教师都讲得精彩，但最后一段说到人生的终极意义只能从上帝那里得到，我却仍不能接受，认为是迷信，不值得认真研究。
女儿出国，成了基督徒，对我是一大震动。我已知道基督教教人行善、基督徒与人为善，这都是好的，所以我不反对她的选择；但不理解她怎么这么快就从一个共青团的支部书记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呢？我知道，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如不充分理解，绝不盲从、绝不迷信。从此，我开始认真思考基督信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向她提了许多问题，如上帝为什么造人？造了人又为什么让他犯罪？人犯罪是受撒但引诱，那撒但又怎么会犯罪呢？上帝为什么拣选犹太人而不选中国人呢？上帝为什么造了恐龙又让它灭绝呢？造了太阳、月亮、地球就够了，还要造那么多星星干什么？等等。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偶然的，这些问题都不存在；而如果有一个上帝，整个人类、整个宇宙都是祂有目的而创造的，这些问题就出现了。她并不能完全回答我的问题，却告诉我﹕“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should stand under God.”(你如果要理解上帝，就必须站在上帝之下）。
如果真有一个创造者，他赋予人类了解自然、管理自然的能力，我们才能进行科学研究，懂得许多自然界的奥秘；但除非创造者自己启示，我们是不可能了解创造者的。当时我这些问题正是想离开上帝的启示，靠自己的理性去了解自己的创造者，这怎么可能呢？
究竟人类是偶然出现的、无意义的，还是照着上帝的旨意被创造的？这是一个极其重大而严肃的根本问题。如果是偶然的，那么我们作为人，是一种巧遇和幸运，但既然出现了有意识的人，就要为人的美好将来去努力，去改造那偶然出现的自然，使它不再偶然变化，而要为人类的幸福而改变。于是有“人定胜天”，有“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等思想。如果人类是被创造的，有创造者的旨意，那就完全不同了﹕只有符合上帝旨意的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我们自以为“为人类的解放和幸福去奋斗”却背离了上帝的旨意，那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错误的！这么重大的问题不解决，还有什么人生的意义可谈呢？当时，我看了一些书，如《科学与信仰》、《游子吟》等，很有帮助。
后来我又一次赴美，虽然时间很短，却在我女儿处接触了许多基督徒。其中，一位专职传道人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他父母都是基督徒，从小看到父母因基督教而受迫害，下决心不信教。到日本后经历到神的恩典，使他不得不降服下来。他放弃了在日本的发展，来美读神学，毕业后在中国留学生和偷渡来美的福建移民中传道。此外，他的团契中许多中国留学生也很好，如有人信主后很快戒了酒，成为新人。
从美国带回来一本书《铁证待判》，反复看后使人无法不信！耶稣死而复活有那么多的证据，怎能不信呢？不信的理由只有一条﹕违反科学与常识。但是，科学与常识是什么？无非是人们对于上帝所创造的规律的认识而已。显然，这些规律只对被创造者适用。对于创造者本身，祂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约束在自己所定的规律中；只要愿意，祂当然可以做祂想做的任何事。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在神没有不能的。耶稣死而复活虽然与科学或常识不符，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面对这么多的证据，硬要用“违反科学与常识”来否定，这本身就违反“实事求是”的基本科学原则。科学的任务是从“实事”中“求是”，而决不是当事实与已有的认识不符时否认事实！耶稣死而复活了，这个事实只能用祂是神来解释；而祂讲的许多话（如震撼人心的“十架七言”）、做的许多事（如令人惊讶的许多神迹）也都只能用祂是神来解释。祂既是神，又是人；这像光既是波，又是粒子一样，不可理解却是事实。
从听革命先辈报告到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事实已经证明，虽然有许多人的确在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但实际上整个世界离“共产主义”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文化大革命中“恨”的大释放，导致了经济的崩溃；改革开放中“贪”的大释放，导致了道德的崩溃。经济基础发展必然导致上层建筑进步的理论，显然已被事实所否定。中国或世界还会实现共产主义吗？现在几乎没有人能对此从心里得出肯定的答案。看来，中国有可能在经济上逐渐发展成强国，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却徒有虚名而已。贫富的差距更大了，政治上更不自由了。这就是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所期望的结果吗？那么多的贪污腐化，那么多的不公平待遇，那么多的假帐，那么多的学术剽窃，那么多的“包二奶”、“第三者”……哪里还有真理、正直、公义？哪里还有“共产主义道德质量”呢？在这种环境下，我还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吗？难道不是自欺欺人？
今天，面对耶稣的十字架，我在想，神创造了我们，又给了人以自由选择的权利。结果人类始祖悖逆了神的意志，犯了罪，而神不得不把死加给世人；但祂又怜悯世人，爱世人，要把愿意悔改回归神的人重新救出来。救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独生子变成人的样式来教导人、启示人，经历人的全过程，最终被处死而赎了众人的罪。面对如此伟大的救赎，我能不感到震动吗？当年我感到不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就对不起在监狱中受苦的先辈们；今天，我不顺服神，怎能对得起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造物主为我们献出了独生爱子，为的是要我们回归，回到上主的怀抱中，与神和好。我们怎能再悖逆呢？我终于认识到，自己几十年来自以为在为人类解放而奋斗，其实却是在与神对抗，要摆脱神而“自己解放自己”，这正是中了撒但所设的圈套，是最大的罪！
通过这样的对照思考，我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决心从危机重重的“共产主义信仰”，转到坚实可靠的基督教信仰，根本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与神对抗改变到与神同行的道路上来。但是，理性的认识只是第一步。要决志信主，真正成为基督徒，仍有感情上的障碍。似乎感到圣父很高，圣子很远，而圣灵不知在何处。神会接纳我吗？我能得救吗？怎样才能得救呢？我去过几次教堂，感到收获不大，没有深入交谈的机会。我问过老基督徒一些问题，但没有得到解答。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来到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家庭式教会，听了他们的第一次讲道，就感到收获很大。年轻的弟妹们并没有因“代沟”而排斥我，也没有因我的“怪问题”而责难我，使我在这里感到久违了的温暖和亲切。在教会的帮助下，在神的带领下，经过以下几方面的努力，我对神的感情逐渐加深了﹕
1. 谢饭、唱诗和祷告。
刚参加教会活动时，把谢饭、唱诗和祷告只当成是一种宗教形式，并不看重。以为心里相信就够了，不在乎有没有这种“形式”。实际上，这是骄傲的一种表现。如果只有“心里相信”而不与神交往，就没有真正相信又真又活的神，这“相信”就是抽象的、理论上的，而不是实实在在的。谢饭、唱诗和祷告是与神交往的方式，而只有经常与神交往，才能在内心体会到神的真实存在，才能建立起对神的感情，而我缺乏的正是这种感情。在学习了《祈祷的操练》后，我开始每天谢饭和祷告。虽然有些别扭，常讲不出多少话，但感情却慢慢有了改变。我把一些自己爱唱的歌抄下来，如“耶稣爱我”、“我是个罪人蒙恩典”等，背出来，随时哼唱，这也有利于感情的增进。当然，最重要的是祷告。到现在，我还不善于祷告，遇到困难总是先自己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才祷告求神帮助，并且仍然信心不足。这是我今后要好好学习，求神引导，不断提高的。
2. 研读圣经。
把圣经和其他经典著作相比较，就看到它的确与众不同。它由那么多在不同地方、不同工作岗位的作者在那么长的时间跨度里写成，而又如此主题一贯、前呼后应；它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沧桑后，有那么多预言被证实而没有一句话被否定，依然光芒四射、照人心田！我不得不承认，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是真理的文字表达，是要终身学习的经典。我虽通读了一遍圣经，大致了解了内容，但离真正明白还差得很远。但通读后敬畏神的感情明显增长了。当然，其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有的解决了，有的还没有解决。但这并不影响我决志信主。神的话高过我们的理性，也高过我们的理解能力，要我们全部理解圣经是不可能的。神通过圣经自己启示自己，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回归神的怀抱。读完一遍圣经后，感到这个思想是很清楚的。
回过来看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内中错误不少，而它的最后一章却也明确地承认﹕“生命的种种力量，最初由造物者赋予少数或者只有一种。”可见，进化论充其量只能解释由造物者造成的少数物种如何能演变成今天千万种不同的生物类别，它决不能解释生物和人类的真正起源。再看看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不少已被列宁“发展”，而列宁的著作又被毛泽东“发展”，毛泽东的著作则又被邓小平“发展”或“修正”……哪一本经典著作能像圣经那样历经几千年而一字不改，不要“修正”、不必“发展”，仍稳稳站立、更显辉煌呢？我今后一定要更认真地仔细研读，尽量多地理解圣经，从中吸取养料，使自己的灵命不断长进。
3. 坚持认真参加教会活动。
我从家庭教会中得到许多宝贵的引导，听了“得救的确据”、“祷告应允的确据”、“神爱我们的确据”、“得胜的确据”、“赦免的确据”、“神引导的确据”和“主必再来接我回天家的确据”等，感到与神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兄弟姐妹的真诚、热心和爱心感动了我，无论是他们的见证、他们的认罪悔改、他们的喜乐都对我有教育。他们在道德上的进步也令我赞叹﹕这样的品德只有神才能教导出来！从许多基督徒身上，我看到了发生在自己周围的“神迹”，确信“亚伯拉罕的神”既非高不可攀也非远不可及，而是现在就在我的面前！特别是一位姊妹谈到她父母去东北老家后，很快使许多亲友信主的事，使我大受感动。他们也是老年人，刚信主，就能在当地起这么大的作用，我为什么至今不能呢？从那天起，我也开始尝试在亲友中、学生中传福音。虽然效果甚微，但对我自己的帮助却不少，与主的感情加深了。
4. 开始学习传福音。
我尝试传福音是从向家人写信谈我为什么信主开始的。以后见面时，就谈得更多。例如，我外甥女问﹕“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姐夫问﹕“泥土造人、童女生子这种违反科学的事你也信？”我就向青年人谈理想、谈信仰的重要性，讲人生观、幸福观、价值观，讲生命的永恒、天国的应允等；向老年人谈科学的局限性、讲圣经高于科学、指导科学而科学不能否定圣经的道理。我也尝试向学生传，主要是向我接触较多而熟悉的学生谈，他们都是准备出国留学的，我与他们谈人生、谈理想、介绍我女儿的见证等，相信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会有所帮助。另外，还向已在国外并继续有联系的学生传福音，建议他们参加当地教会的活动。当然，这方面的工作都刚刚开始，谈不上成效，只是感到为传福音，就必须更好的学习，从而使自己有所提高。特别是在我接触最多的周围同事中，还没有开始做，这项工作难度更大，今后要求神赐我能力，大胆去做。
5. 行动中严格要求自己。
在一次聚会中，一位弟兄的省察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在一次教会活动买票时，他出示了工作证，说带一些学生来游览，就买了半票，但实际上并不全是学生。他为此作了检讨。我当时想，他一没有说谎，二没有为自己捞好处，三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四为教会省了钱，为什么要检讨呢？后来仔细想想，确有不正确的成分。看来做基督徒太难了，比共产党员难多了。本来以为自己各方面还不错，但以这样的标准来看自己，就感到问题太多了。例如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用公家的信纸写私人信件等，这本来都是司空见惯、人人如此的，但作为基督徒，就都不应该做了。又如国内开会，大家都知道是用“会务费”作伙食费的，却总是要开一张“会议无伙食补贴证明”，回去报销伙食补贴费。几十年都是这样做的，人人皆知、明知故犯。但我从此不再这样做了。
总之，一年来神带领我逐渐在信仰的道路上进步，与神的关系逐渐亲密。不久前，参观一个地方叫做“忘忧谷”，据介绍，某国家领导人曾来此参观，但到这里就回头了，他说，“我不能忘忧，我要忧国忧民。”这使我想到，我原来的座右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对了。当时认为这是很高尚的境界，现在看来，这句话只有“天下”而没有“天上”，只反映了人间的关系，即个人要为天下百姓服务，百姓有忧，自己要先去解决；而等大家都乐了，才能自己乐。但从“天上”即神的角度看，这个世界已被撒但败坏了，是一个污秽的世界，任何的“忧”都解决不了这世界的根本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使这个世界真正“乐”起来。要解决这世界的根本问题，只能依靠神我们的上帝。而我们能做的，只是顺服。因此，我现在把自己的座右铭改为﹕“以天上之忧为忧，以天上之乐为乐”。“天上之忧”是世人的悖逆，以此为忧，就要努力传福音，抢救灵魂，把更多的人从撒但的权势下解放出来。“天上之乐”是神的荣耀，是个人的顺服和教会的发展，以此为乐，就要积极做好本职工作以荣耀神，并要努力使自己的灵命长进，积极参加教会的工作，多作贡献。
从认识神到经历神
就在我对神有了初步的认识，把心意从“天下”转到“天上”，决志信主，即将受洗的时刻，我被查出患“中分化直肠腺癌”，需立即住院手术治疗。我没有如期受洗，却经历了一场患难。现在我体会到神有祂的美意。可以说，我用了20多年才初步认识了神，而在这20多天里，才亲身经历了神。
神击打了我的骄傲
以前我虽然认识到，想摆脱神而“自己解放自己”就是最大的罪，却对自己的罪性认识不足。特别是骄傲的问题，许多人曾向我指出，但我却不以为然，不承认自己有骄傲。我认为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是实事求是；自己的能力、知识、天赋甚至身体条件比某些人好，这是事实，难道硬要我承认比别人差才不骄傲吗？现在，在癌症面前，我还“好”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在生与死的面前，我还能依靠什么？钱？权？势？我什么都没有；知识？天赋？能力？什么都用不上。唯一能依靠的只有上帝。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天赋、能力、身体条件等等是从哪里来的？不都是上帝给的吗？我把这些看作自己的，为一点工作成绩沾沾自喜而不把一切荣耀理所当然地归给神，这就是骄傲！这种窃取神的荣耀归给自己的行为，是多么可耻的罪！在癌症面前我不得不降服下来。我默默地对神说﹕“神啊，我错了，我有罪，饶恕我吧！至少，你不让我带着这种骄傲的罪受洗，是完全正确的！”
神考验了我的信心
知道我得癌症的消息后，许多熟人、朋友都很关心。一位邻居生过肠癌，在某医院手术治愈的，主动提出可以帮我找到那个医院肛肠科最好的医生为我开刀，还可以尽早住院等等。可是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塞红包”。说他当年塞了红包才有好的效果。当我们有异议时，他还说许多基督徒都这样做的，甚至某牧师也这样做等等。这件事在我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斗争﹕究竟要不要塞红包？我的一位在医学界工作多年的老同学告诉我，现在住院动手术都要塞红包的，这叫“烧香”，虽然明令禁止，却已成惯例。有人说﹕“你不要老脑筋，要活络点，保命要紧！”有人说﹕“现在不塞红包去开刀，简直是自杀！”有人说﹕“为了保全性命，还在乎这点钱吗？”……在激烈的斗争中，我开始动摇了。这时，儿子的一句话令我震惊﹕“你究竟是相信钱，还是相信神？”在这样大是大非的责问下，我陷入了沉思﹕是啊，在这生死关头，敢不敢信神不信钱，“冒险”坚决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我既然决志信主，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主来掌管，为什么还犹豫呢？在神的亲自带领下，在教会和我儿子、女儿的帮助下，我终于下定决心﹕不塞红包！为免那位热心邻居的难堪，我决定不去该医院，改去另一个医院。下了决心后，我的心平静了，不再烦恼、不再忧郁。我坚定地相信﹕神一定会治好我的病。
神应允了我的祈祷
在“红包”问题上经受了考验后，我愉快地来到医院接受治疗。当时，我每天的祷告只有一句话﹕“父啊，求你用你大能的手治愈我的癌症，只是要按照你的旨意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愿，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此话应补充为﹕“朝闻道，午信道，夕死可矣。”我现在已闻道且信道了，故死可矣。就算这次手术不成功，或发现癌症已大面积扩散，那也不可怕。我知道我死后要去与主同在的乐园，何惧之有？但是，教会弟兄们告诉我﹕他们认为神还要用我；他们许多人为我祷告的结果心里都有平安。这说明，神现在还不会在我刚信主时就接我回天家，我还有为神在地上做工作、“打美好仗”的机会。所以我相信上帝的旨意是要在击打了我的骄傲、考验了我的信心后，让我经历祂的恩典的。带着这样的心情，我愉快的走上手术台，微笑着被推出手术室，心中始终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果然，手术一切顺利，且术后一周，医生就高兴地宣布﹕化验结果表明，我的癌症没有扩散，不必做化疗或放疗了！这真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好消息！连医生也认为像我这样癌症肿块已达3 x 4cm且溃疡出血的情况而没有扩散是罕见的。医生说我“运气好”，但我心中十分清楚﹕是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亲手治愈了我的癌症。“耶稣爱我！”这句平时常唱的歌词，这时在我心中突然响起。这种亲身的经历是以往从未有过的。由于前些日子我在病房中传福音的影响吧，这时邻床的病友忽然大叫一声﹕“大家快来信耶稣！”引起病房中一片笑声。大家都祝贺我有这么好的结果。
神引领我更亲近教会
这次生病的过程不仅让我亲身经历了神，也使我与教会的关系更亲近了。在我住院的前两天，主日崇拜后教会专门为我举行了祷告会。大家手拉着手，一同唱诗、祈祷，真是激动人心！我第一次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有许多话想说却一句也说不出来。记得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活动，我也很激动；但那是为别人，这次却是为我自己。我切身体会到教会的温暖和同心祷告的力量。住院后，弟兄姊妹不断来看我、为我祈祷，有的用手机发短消息关心我、鼓励我，有的给我送来灵修书籍，有的给我送来有赞美诗的CD唱机，特别是一位姐妹给我写来感人肺腑的鼓励信，从她个人的遭遇讲上帝给人试练、让人经历苦难的美意，讲“苦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的道理，都对我很有帮助。因此，虽然因病住院，多次未参加教会活动，也未能如期受洗，但我感到与教会的关系更亲近了。
总之，20多天的亲身经历，使我相信﹕神既然拣选了我、管教了我，又救治了我，必要用我。我要努力装备自己，等待神的呼召。
傅定强 中国大陆基督徒，某大学教授。
阅读本刊更多文章，请点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