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耶稣了！

我信耶稣了！

文/刘永川

《生命与信仰》第6期 

当知道我成了一名基督徒后，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以前一直觉得信仰是个人的私事，不愿回答。但还是不断被人问，今天就干脆写下来，与大家分享。

我开始接触基督教会，可能与很多人一样，是觉得好奇。当时还是在斯坦福大学当学生，去了几次教会的活动，发现基督徒个个都很善良，待人很好。走进教会，心里感到踏实、平静和喜乐。同时，也觉得有信仰的人，大多有奉献精神，有爱心。从此以后，大概正是这种对心灵平静的向往，加上自己比较喜欢有奉献精神、有爱心的人群，就会去参加一些教会活动。但不经常去，也还不信，只算是保持了一种联系。

真正比较多地了解基督教和教会，还是在2002年后至今的一段。可能是这段时间，我家庭生活比较稳定，我太太每周都去教会，并有了许多教会的朋友，她促使我对个人信仰作了强化的学习和思考。这期间，我读了许多基督教的书籍、文章，并看了一些录像，看了电影《耶稣受难记》，还看了一些道家的书，并借出差去斯里兰卡考察了佛教。这两年多时间，我认真清理了一下自己的信仰思路。

在美国这种自由社会，许多人可能都是在生活和工作稳定后，开始思考人生的方向和信仰。而我因生长的年代和环境，从小就被供给了一种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信仰，那时这是唯一的选择。我出生在江西省井岗山的大陇乡，就是当年毛泽东的红色根据地所在地。记得我读中学时，我家房子隔一条小路就是一片小草坪，草坪边的牌子上写道“这是毛泽东当年读书，并观看袁文才部队操练的地方”。当时，我每天早上都会把我家养的鹅赶到这草坪来吃草，也坐在石头上看书。记得我还写过几次以“学习毛泽东”为题的作文。

当年相信毛泽东的，也几乎近似是一群宗教信徒。他们相信，人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就可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也相信，经过“斗私批修”，人可变得无私，并可促进社会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听说在50年代，这种信仰也有“显灵”，当时的社会风气很好，可惜我没经历。我当时也很相信会有“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也相信人经过学习和修养，可使自己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从而能过“有意义的一生”。我当时也把毛泽东当神了。记得小时第一次听说江青是毛泽东的太太时，心里还很难过，觉得毛泽东就不应该像凡人一样有太太和孩子。

中国在“文革”的后期，尤其在毛泽东去世后，人们经历的是一个对毛泽东从怀疑到否定的过程。我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其实也是这个“从怀疑到否定的过程”。当时的学生大都不信毛泽东了，而转向相信理性和科学，认为科学和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切唯科学、以实证为标准。而此时的北京中央，也是全力推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80年代初，我在西北工业大学学习航空发动机制造工艺，因为对事爱追根问底，读了许多数学和哲学的书籍，结果发现科学和理性其实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数理逻辑就有证明，在任何一个逻辑系统中，都能找出一个命题，该逻辑系统没法证明此命题是对还是错。而对于社会发展的研究，科学和数学更有它们的局限。

不过，我当时还是相信科学和理性的无限威力，认为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不断从一个理性体系跳跃到另一个更高级的理性体系。我认为问题可能在于社会科学和政府部门的人对科学了解太少，在于数学理论没有发展出适合社会研究的方法和体系。为此，我还写了一篇哲学论文发表。也是顺应这个思路，我考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硕士，之后又到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在社会科学内，我属于强调实证研究，强调数据、科学模型和定量决策的流派。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硕士时，我曾为国家体改做了许多社会调查。现在，我还为几所大学教授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么多年的研究和体会，我发现，如果社会科学和政府部门的人对科学了解多一些，如果数学理论能多发展一些适合社会研究的方法，确实有所帮助，但对社会发展和运作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任何一项决策的作出和执行也必须由人来完成。人总是有局限，也有利益和喜好。管理社会，不可能像管机器那样，用数学模型算出答案，再交给工程师去执行就好。中国在80年代后期，很多人都看到了实证的局限，开始转向更高层的理性，从制度上找答案。现代社会运作最好的还是西方的民主体系。因此，我也和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科学和理性”再加上“民主”，就可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了。

我出国到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以后，全力研究和学习实证研究方法论，本来与中国的改革离得已很远了。但也许是上帝的安排，我意外地又被放回到了中国人追求民主的浪潮中。1989年4月，我的导师休假，也放我假。为了收集论文资料，我在4月10日回到北京，正好遇上了1989年4月15日开始的学生民主运动，亲身感受了学生的奉献精神和对民主自由的真诚追求。起初，我还认为学生与政府应该能有好的对话，学生的民主和爱国热情，也一定能通过开明领导的宽容，而转化为民主建立的动力。在北大和人大，我都曾劝学生要有所控制，要有理、有利、有节，与政府合作而逐步推进民主。等到6月的坦克开进北京城时，我就对当时的政府彻底失望了。

1989年7月底，当时在美国的4万多中国留学生以各校推选代表、公开竞选的方式成立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我被选为主席。为此，我全力奉献了一年，并与许多学自联的优秀干部们一起创建了一个还不错的民主机制，使学自联顺利运行了很多年。相对而言，学自联也确实比其它许多组织都运行得好些，做了许多贡献。为此，我们也受到了许多赞扬。我和几位朋友都曾将此骄傲地归于学自联内部的民主制度和学自联成员的较高教育水平，并由此推论，中国需要的就是民主和教育。

可后来几年，“学自联”却好像成了是我背上的一个十字架。就因为我是“全美学自联”的首届主席，中国政府一直不许我回国。而在美国，在一些华人聚会上，却常有人问我，为何“学自联”的许多骨干都回去当了“爱国华侨”，那么拥护政府。为何当时有8万“学自联”成员拿了“6·4绿卡”，当时拿绿卡时说是因为这些人回国会受迫害，是因为这8万人要为中国民主奋斗，现在这8万绿卡大军在哪里？

我开始还会为“学自联”、为8万绿卡辩护一下。后来，自已也被事实给弄糊涂了。有一天，我去问一位美国研究民主的泰斗，他回答说，如果是他，也无法抗拒诱惑。我后来又去问了一位很资深的美国政治家，他也给了我同样回答。那时，我好像突然醒悟，人，每一个人原来都是如此地软弱、自私和贪婪，科学、理性、民主、教育也无法改变这一切，无法改变人的本性。这时，我豁然开朗，我想，我十多年不能回国，也许正是神的安排，祂让我免受诱惑而保持认真思考，祂要我过一种充满爱和充满奉献的喜乐生活。

也许正是神的安排，2001年初，我又回到了教会的生活，开始读圣经。今年看电影“耶稣受难记”时，看到那些鞭打耶稣的人的奸笑和残忍，我觉得那很熟悉，他们代表的就是人，是每一个人的本性表现，是每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人的本性表现。如果把我们许多人放到那个场景里去，不管他们受了多高的教育，不管他们有多聪明，他们都可能会是那个鞭打耶稣的人，那个边打边笑的人。科学和理性可使人聪明，教育可使人更文明，民主可规范人们的利益冲突，但都无法改变人的本性，无法解决人的罪恶。

我们人类可庆幸的是，造物主并没有放弃我们，祂用耶稣的血为我们赎罪。我相信，科学、教育和民主都无法解决人类的罪恶，唯有我主耶稣可为我们赎罪。

我在很长时间都一直觉得对神的期盼是人的一种本能。几乎所有人在极度的欢喜或悲哀时，常常会不自觉地喊出：“上帝啊”，“天啊”，“My God”等等。这些习惯不受时空和语言的限制，也不是被教育出来的。我小时受到的教育都是无神论的，但自己却总觉得冥冥之中，或许还是存在着一种超人的力量，在影响着大自然，在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历程。因此，我对此种超人的力量一直有兴趣，一直在寻找。

我上大学前住在江西老家时，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要上山砍柴。早上出发，当背上柴火回家时，正好是烈日当头，走上几步就要赶紧找棵大树歇脚乘凉。这时，站在大树下，被那凉风一吹，好像从骨中穿过，给全身带来一种无限的快感。有时还可在大树下喝到从山上流下的泉水，真是比任何美食都好。这时，我心里常常会不自觉地说：“感谢老天给我们预备了遮阳的大树。”再仰望大树顶，并往外看那烈日，也不晒人了，透过树叶看那射下的阳光，柔和、多彩而又美丽。我这时会想，要是真有神，就希望祂保佑我能上大学，能去一个天天可读书、不用砍柴的地方。不过，当时这只是想想而已，因为不信神，反而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好笑。但从此以后，我还是特别喜欢去大树下，透过树叶仰望，向上看天、看太阳。

在西北工业大学读书时，我常去主教学楼旁的一片树林。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常去颐和园后园的树林。近几年住在洛杉矶，我又喜欢上了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内的树林。站在大树底下，透过树叶仰望那柔和而多彩的太阳，总是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穿透全身。说起来，我还就是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和做研究员的那几年，没有去树下看“天”。那时，我的研究办公室就在学校中心的四方大院内。每到傍晚，我总喜欢来到四方大院的中央，站在那，有种上通天、下通地的快乐感觉，而恰好面对的就是一个基督教堂。当时，我还没信教，也不知道这“通天的快感”是否可能就是来自那个教堂。

或许就是我通过“树下看天”的喜好与这种超人的力量建立了来往，上帝早就在我身上做了工，使我一直能保持一颗与人为善和诚恳待人的心，也保佑了我的学业一直顺利，并有机会在中国和美国最好的大学读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但我一直不知道这种“超人的力量”是何物。在江西井岗山的家乡读小学和中学时，我觉得毛泽东可能就是神。我考大学那一年，全县考上的不到10人，只有我一人被录取到了重点大学。那时我还以为，或许是因为我常去我家附近那个毛泽东曾经读过书的地方读书，得到了他的保佑。

我在中国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期，正好是中国人否定毛泽东，逐步接受科学和理性的时期。因此，对毛泽东的崇拜逐渐就消失了。虽然我学习和工作都向来不错，但一直没有成为共产党员，因为不信。那时，我最喜欢的名言就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当时，我认为科学和理性才是能够帮助人类改变一切的，科学和理性是可以产生一种神奇力量的。但在多读了一些科学哲学和逻辑学的书以后，发现科学和理性也有它的局限。科学和理性以及民主制度其实都还是在工具和规则层次上的。我研究多了，就越来越认为在它们之上，似乎还有更强的力量在影响人类和宇宙的发展。

我1986年到美国留学后，接触宗教的机会很多，但可能是受无神论的影响太大，开始的两年对宗教一直没有太多兴趣，甚至还有所排斥。后来，接触信教的朋友多了，深深为他们的人品所吸引。慢慢地，就对宗教有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开始想通过宗教去了解和寻找那种不是来自于毛泽东、也不是来自于知识的神奇而又超人的力量。

在起初思考和研究宗教时，我觉得佛教和道教似乎离自己近一些。至少，我从小就爱看西游记，特别喜爱孙悟空。在西安上学时，还常去参观佛教的宝塔：大雁塔和小雁塔。1989年我与全美学自联另外三名干部一起访问台湾，到高雄佛光山会见了星云大师，交谈得非常好，感到非常受益。当即，星云大师就要收我们为徒，我的三名同伴都觉得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拜师。当时，我也非常动心，毕竟是机会难得。但犹豫了许久，还是没有入佛门。以后，也还见过几位佛家大师，都说我很有佛性，我也很欣赏佛教中修身养性的一些方法。但总体上我还是有许多疑问，虽也有一段时间常去庙宇为逝去的亲人参拜，但最终还是没有入佛门。

我很喜欢如来、观音等等人物，也很喜欢听佛祖创业的那段故事：他在皇宫里封闭而舒适地住了28年后，第一次出外就看到病人、老人、棺材和流浪汉，并由此受到冲击而立即开始思考“疾病、衰老、死亡和生活意义”等重大的人生问题。为此，他毅然离家出走，走出了皇宫，开始了深入的人生思考与体验，从而创建了佛教。这故事确实很能打动我。但在阅读和了解更多之后，总觉得佛教吸引我的还是其关于修身养性和提高道德水平方面的一些道理，还无法带领我去触摸那无限而神奇的终极力量。对我而言，佛教教义更像是人生哲学，还是停留在理性的层次上。去年，我出差到斯里兰卡，去参观了几个保留了佛祖舍利子的庙宇，很感动人，但却更让我觉得佛祖是像孔子那样的智者，还不是我寻找的神。

前几年，我也曾对道家很着迷了一阵，还帮助一位朋友成立了全美道家养生协会。道教是唯一中国土生土长的主流宗教，作为中国人，也确实很难不为之动心。我非常喜欢道教的名山和有关故事，尤其喜欢老子对世俗的态度。我也曾经遇见过几位道家大师，都说我很有慧根。可是在了解更多道教思想后，让我产生的更多还是“厌世与脱俗”的冲动，总想找个地方去辟谷养生，希望能从此远离那尘世的一切烦恼。

我是一个受中国传统影响很大的人。1993年我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想回国，希望能以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和家乡。我当时还给我以前在北大的导师、系主任写过信，他回信说系里欢迎我。可中国政府却因为我担任过“全美学自联”的首届主席，不许我回国服务。之后，我一直做了几年中美交流的事，想等中国改变政策，容许我回国服务。一年又一年，年年盼不来，使我非常地绝望，真想学老子，骑上一头牛，到深山老林隐居去。道德经是一本翻译次数仅次于圣经的书籍，我很喜欢。但当我进一步阅读道德经和其它的道家理论，我却产生了与圣经一起来读的冲动。因为从中看到了一些类似。当时我以为，佛教、道教和基督教都是人们接触上帝的不同方式，就像上山有不同的路一样，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总体而言，我对道教的修炼成仙方面还是有很多疑问，尤其对成仙后，还有很多等级，很多层次，有些不解。当时，我还曾与人辨论，在人间做官要从七品芝麻官做起，这还可理解。可做仙也要从七品芝麻仙做起，似乎太没劲了。为此，我就开始有些远离道教了，因为我相信上帝是完美的，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再想起西游记的描写，被孙悟空降住的妖怪几乎都是天上神仙的家人或佣人，让人觉得神仙界也很不完美。这时，再回来阅读基督教的读物，我的体会就很不一样了。我发现自己读基督教有关读物，常常会有许多的感动，常常会感动得流泪。而不像看其它佛教和道教书籍，或到庙里参拜，产生的只是更多的思考，更多的理性。读圣经时，我有时也会流泪，有时我会有那种到大树下的快感。我觉得，过去那种累极了、晒晕了之后，到大树下被凉风吹的快感，与我最近所经历的一种圣灵进入了我身体的感觉很类似。

自从来美国留学后，我曾不断得到一些弟兄姐妹的邀请去参与教会生活，但总是断断续续不持久。大约2001年初，我太太的一位朋友Ivy被南帕沙迪纳(South Pasadena)华人教会的高姊妹邀请去参与一次郊游，问我们要不要去。我们当时还不认识该教会里的任何人，但可能是神的安排，我们就答应去了。那一次游玩得特别好，去了Palm Springs的大山里，空气新鲜，也有许多的树。从此，我们也就认识了南帕沙迪纳华人教会的许多弟兄姐妹。尤其是教会的高姊妹与我们联系很多，一有活动就邀请我们。大约今年初，我太太好像得到了神的感召，不仅要去周日聚会，还去了周五的查经聚会，而且还找了许多理由要我同去。我开始很不愿意，认为在家读读圣经，偶尔去一下教会活动也就行了，何必花那么多时间聚会。可读到许多有关基督教的书，都说教会生活非常重要，一是为了陪太太，二是怀着多了解的心情，就开始去了周五的查经聚会。教会安排我们去了董弟兄董姐妹家，他们的好客、健谈、真诚和奉献精神一下就吸引住了我。从此，我们每周五都到董弟兄董姐妹家聚会读经和谈论基督教的有关问题。我和我太太都很喜欢董弟兄董姐妹一家，董爷爷董奶奶慈祥健谈，小弟弟小妹妹也和我们很亲近，门口还有一颗参天大树。渐渐的，我也就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个教会，教会生活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不仅去得很经常，也逐渐主动地参与教会活动了。有一次周日，我做了见证。还有一次周日，我还上台向大家介绍了我对圣经主题和中心的理解。

确实，阅读圣经和有关书籍使我的灵得到了苏醒，参与教会生活则把我真正带进了神的家。通过教会，我对基督了解更多了，也逐渐看到了一条通向神人合一的大道。通过读经，我看到，基督教的神真是完美的造物主，为了救我们这些背叛了他、而又罪恶深重的人类，上帝派祂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出生在马槽里，受尽人间辛苦，而只有一个目的：为了给我们送福音。当人类再次出卖了上帝的儿子耶稣，鞭打、羞辱、审判他，并以钉十字架这一最痛苦的方式来杀死祂时，神并没有像我们熟悉的神话中那样“显灵”，手一挥，让坏人一个个吓死，从而好人得救，万众欢喜。神并没有这样做，祂让祂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而痛苦地死去，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我们人类的罪恶。因为祂爱我们，祂用祂的儿子耶稣的血为我们赎罪。然后，祂再让儿子复活，因着祂的复活，我们才有了永生的盼望。

感谢神让我借着圣经，认识了耶稣基督，我生命中的救主。我不禁在心中高声呼喊，这才是神，这不是凡人、圣贤或人间英雄所能做到的，这是真神！祂真是造物主，祂最了解人类的罪恶，也最爱人。

正是在这种感动和认识下，我开始定期参加周五读经和周日聚会，并开始了每日的祷告。每天，当我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祷告时，身体会有一种特殊的快感，与那被晒晕了后到大树下被凉风吹的感觉类似，再向上仰望，似乎能与主通话。

逐渐地，我发现生活越来越不一样了。虽然还是一样地努力工作，工作和生活上也还是有上上下下的波折，但心里却极其地平静和喜乐。看周围的人与物，也是看到好的方面更多了许多，与周围人物的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变，完全不一样了。上帝好像也比以前更保佑我了，经常让我轻易做到一些别人难以办到的事情。以前我的英文写作是我比较弱的一项，最近突然一下子好了很多，并有了两本英文书的约稿。真是感谢神，只要有祂的带领，一切都好！经上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诗篇16:4）但如今我有真神在生命中作主，加增的是说不尽的喜乐与平安。

刘永川来自中国大陆，获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斯坦福大学数理统计学硕士、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