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记事(现当代部分) （一至三）

(上图为1905年兰州某绅士家庭迎接外宾，资料来源“China Millions“1905.)

中国基督教记事(现当代部分) 

文|汉芮

《生命季刊》第12期 1999年12月

1911–20: 为什么中国知识界要群起而反对基督教？（1）

现代的基督教

20世纪10年代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清末的新政、立宪运动，未能挽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必然覆灭的命运。中国社会迈进了从精神到形式两方面的剧变之中；中国的城市、政治和人民的观念都在觉醒。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基督徒孙中山及其革命同志，高举民族、民权和民生的旗帜，推翻帝制，缔造共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国会议员中的基督徒达60余人，许多基督徒在社会活动中有杰出表现。《临时约法》规定﹕国民“一律平等，无族种、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从受不平等条约保护到受民主共和政体下的法律保护，基督教突破了长期的困境，为福音的传播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可惜这一次革命并不彻底，军阀割据随后出现，内争外患不已。[顾1996,秦1989,林1977,查1994]

1911年，香港基督教有七大教会，即安立甘会(现称圣公会)、伦敦会(现称中华基督教会)、巴色会(现称崇真会)、惠师礼会(现称循道会)、礼贤会、公理会、浸信会，信徒有3054人。继道济会自理之后，又有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在1900年自理，香港浸信会在1901年自理。在九龙半岛的中国信徒伍汉持因深痛教案辱国，遂创办中国基督徒会，推动街头及乡村布道工作，1905年成立筲箕湾支堂，1911年自理。自此，港九各教会纷纷实行华人自理计划，1912年圣公会圣士提反堂自理；1914年礼贤会自理；1916年循道会自理；1927年崇真会自理。这样，香港教会早于1920年代就已完全走上自理的正轨，并向澳门、国内等地延伸，实现华人传道的本色化。[李1989]

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组合”成立，1915年更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全国性统一的组织领导之下，青年会积极推动了超宗派的合一运动。[查1994,陈1989]

1912年，康有为等在上海创立“孔教会”，谋求立孔教为国教。1914年，袁世凯控制国会，通过祀孔案。袁世凯称帝未久被迫取消帝制，在举国声讨中忧惧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康有为写信给黎元洪，谋求确立孔教的国教地位。因有违信仰自由的约法，激起在京和全国基督教会的反击。1917年，国会否决了立孔教为国教的提案。[查1994]

1913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四届全国宣教会议，首次有大量中国代表参加，占出席人数的一半。会议决定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也有一半成员是中国人。中华续行委办会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各差会间“合一运动”的开始，它的最大贡献是使教会间的合作顺利进行，在调查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效。次年，续行委办会出版第一期《中国基督教会年鉴》，以后陆续出版各年度的教会年鉴，为教会和社会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数据。[李1998,顾1999,查1994]

1914年，西方怀疑论传入中国，加以中国原有宗教的回潮，使中国基督教会面临挑战。民族主义的抬头，使教会受欢迎的程度开始下降。此外，基督教也受到世俗主义的威胁，在有些教会学校里，教育已经取代了福音。教会虽然在量的方面持续增长，但质的方面却已逊色于1900年为主殉道的基督徒，很多人只是挂名的基督徒。解放神学削弱了信徒对教义的确信，甚至有些教会领袖也无法清楚交待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自东北大复兴以来，一群外国传教士即开始为中国教会的复兴恒切祷告。传教士们看到，教会中大部分的信徒和领袖只是认同这个信仰而已，并没有真正体验到生命的更新。以前因为他们在认知、外貌和日常生活上有了改变，就被认为是真的基督徒。到后来他们的真正光景——遵守教条却没有生命——才完全显露出来。心痛之余，主的仆人们只有祷告，把一切交给主；并积极教导信徒读经和赞美神，为复兴奠定根基，因为“圣灵使用神的话”，等复兴来临之时，一定需要大量熟知神的话语和祷告的人。[玛1990]

1914年，“中国万国改良总会”成立，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万国改良会中国分会。该会的宗旨是“联合众力，改良不善之风俗，摒绝无益之嗜好，增进社会之幸福，扶助世界之进化，高尚人类之知识，拯救平民之困苦”，劝导同胞戒烟酒嫖赌，不早婚，不缠足，不纳妾，不买奴婢，不为不正当的营业。改良会全力推动的禁烟运动收效最宏，民国初期，全国有14个行省禁绝烟毒。[查1994]

1915年，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Frederic Lebbe)带领天主教徒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同年，为了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他创办了白话文的《益世报》。9月，法国领事企图强占天津老西开地30余亩，天津人民组织“维持国权国土会”与法人对抗。次年，雷鸣远以天津教区副主教的身分支持中国民众。10月，法国士兵强行驻进老西开。雷鸣远与天津爱国士绅共商对策，建议天津租界的中国人联合罢工罢市，使租界陷于瘫痪。法国政府不得不归还老西开。为此雷鸣远被法国主教逐出教区，1920年被遣返回比利时。1926年他再次来华，次年加入中国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领中国信徒180人组成救护队，救死扶伤，转战于抗日前线。1940年6月，他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为中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是他一生的目标和实践，他是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先驱。[中1990,李1998]

1917年，全国的教会医院已达264所。同年，“中国基督教博医会”和“中国医学会”在广州举行联合会议，总结前几年的医疗工作，并积极推行预防传染病、禁止吸食吗啡鸦片、提倡清洁运动与公共卫生的事业，取得不凡的成绩。[查1994]

1918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开始对中国基督教及有关中国国情进行周密详细的调查研究，各差会负责人及150多位通讯员参与其事。1921年完成了大型报告书《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1922年2月出版。该调查报告包罗了中国在20世纪前20年中的全部国情，是一部了解辛亥革命前后20年间中国国情的详尽资料。[李1998,顾1999,查1994]

1918年，在华的教会学校计有幼儿园15所，初级小学5276所，高级小学575所，中学233所，大专院校28所，师范院校56所，神道学校31所，职业学校40所，孤儿院49所。中国著名的13所基督教大学，均早于1917年前成立。[李1997]

1918年，蔡苏娟发起“中华国内布道会”，派遣华人宣教士进入云南、黑龙江一带传福音。[林1997]

1918年，基督教新教教徒从1901年的8万人增加到35万人。这一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大增；仅美国通过“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派来中国的传教士就达2500余名。1901年有传教士1500人，1914年激增至5400人，至1919年新教共有传教士6636人，遍布各省693个传教点。57%的传教士分布在沿海地区，27%分布于长江流域，17%分布于其它内陆省份。天主教在这一时期也获得长足的发展﹕信徒从1900年的74万人增长到1920年的199万人。1920年，外国神父达1500余人，中国神父增加到1000人。[顾1996]

1919年，五四运动。它使1917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出现新的格局，完全否定传统儒家作为重建中国的基础，希望以科学和民主来建立一套全新的文化体系，使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科学、教育产生新的转变和改革。新文化运动排斥基督教，却将西方众多的人文主义思潮引入中国，试图从中寻找出路，社会仍然一片混乱。同年，李大钊、李石曾等人创建“少年中国学会”，1920—1921年学会展开宗教问题的讨论；其定论是科学万能，宗教是反科学的，现代社会不需要宗教。此时，知识分子反基督教就不仅仅因为它是“洋教”了，而且更是因为它“不具有科学性”。这场讨论因为它的时代背景而意义重大﹕新文化运动的初旨是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西方文明，但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而1919年的“巴黎和会”竟无视中国主权，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更使中国知识分子悲愤、失望，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西方列强的欺凌。知识分子受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转而寻找更为激烈的救国之路。1919年7月，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社会主义思潮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反基督教被认为是反帝反资的一部分。于是，另一场非基督教的教难便不可避免了。

1921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顾子仁曾作出如此的述评﹕“中国现在是处在十字路口，一个纯唯物的路线，是一条最没有阻力的路线，今后十年内中国发展的方向将获得如此巨大的推动力，任何人想影响它向前的冲击，将是困难的。”但基督教界对此时代的思潮并没有潜心研究，而是深感困惑﹕自利玛窦起即有以传播科技为传教之媒介的传统，而基督教及它所办的文教事业也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主张民主，反对专制；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反对不平等、不自由和禁锢人个性发展的思想。这一切不正是与五四运动所呼唤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相符吗？但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甚至包括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要群起而反对基督教呢？

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国救亡的迫切任务压倒了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中国基督徒也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受了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的洗礼。二是当时的国际思潮如科学实证主义、进化论和共产主义等方兴未艾，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对科学的迷信和对暴力革命的向往。三是人们没有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而是因中国近代以来所受的屈辱表现出对基督教的敌意，认为反教是救国的行动，造成了历史的误会。四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督教的本色化尚在草创阶段，从整体而言中国基督徒主持教会事务为数极少，基督教还没有脱去“洋教”色彩，在社会上少有认同。[林1996,赵1997,李1997,顾1999,谢1997,查1994,陈1989]

1919年夏，有“基督将军”美誉的冯玉祥邀请顾乔纳单到他的军队中布道。11年前，冯玉祥和他的军队都是信假神的，后来他信了耶稣基督，他的军队中很多人也成为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军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经过街上时唱着圣诗，老百姓称之为“天兵”。顾乔纳单在冯玉祥将军的军队里工作了整整一年，共有4000多名士兵受洗。[何1985]

1919年12月，中华续行委办会召集全国中西教会领袖117人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基督教会如何最有效地协助中国？”会议一致认为建设中国必须依赖基督教的灵性力量，有基督教灵性力量的投入，建设新中国当更完美。于是，会议发起“中华归主运动”，作为教会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中华归主运动”的主要措施是“布道远方”。次年，超宗派的“中华国内布道会”成立，与“中华归主运动”相呼应，推动全国性的布道工作。[查1994]

上图：王明道夫妇于1928年8月8日结婚

中国基督教记事(现当代部分·2)

文/汉芮

《生命季刊》第12期

20世纪20年代

1920年1月，北京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组成了“生命社” (原称“北京证道团”) ，其成员有赵紫宸、吴雷川、徐宝谦、刘廷芳、余日章、诚静怡等，以《生命》为论坛“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并见证基督教真理的力量与能力”。生命社对新文化运动的响应大致有三类﹕一类主张用批判的精神来对待中国基督教，对其现存的体制化的教会进行批判性的审察；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应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文化；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生命社对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也作了迅速而猛烈的响应，坚称中国基督徒真正是爱国的。生命社致力于“本色化神学”的创建，但它用基督教自由派思想改造中国社会的尝试却显然失败了。[林1996,李1998]

1920年，石美玉在上海组织伯特利会(Bethel Mission)和伯特利医院。17年之久，她主持伯特利医院的护士训练，闻名全国﹕她亲自带圣经班，给训练班灵命与知识并进的教育，希望护士离院时都成为传福音的护士。[查1983]

1920年夏，王明道撇下做政治家的雄心，毫无保留地顺服神的旨意。他不再用“永盛”一名，改称“明道”，意为“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祂的真道。”他以“明道新民”为己任，盼望成为一位“人心改革家”，复兴中国教会。1921年初，王明道听居留北京的瑞典信徒毕胜道(Eric Pilquist)介绍因信称义的道理，使他明白救恩之道不是依赖行为，乃是接纳基督牺牲代赎的功劳。他明白信徒的善行不是救恩的根，乃是救恩所结的果，这个神学上的次序是永远不能颠倒的。从此他对救恩有了把握，他的信仰“又有了一个大的转变”。经历了圣灵更新、洁净的作为，王明道成为优秀的解经家、新生命的先知和严格顺服神话语最高要求的信徒。[林1982,王1985,玛1990]

1920年至1929年，季理斐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接替1916年离华返国的李提摩太，带领广学会走过五四运动后“非基督教运动”兴盛的一段关键岁月。是时，各省大学业已成立、华资出版社及报馆业已兴办，译介西学的工作已由留学归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承担，社会启蒙的工作已初具规模。季理斐看到中国教会势必由中国信徒来领导，造就本土教会领袖刻不容缓，于是将广学会的出版重心转移到对中国教会的造就上。他领导广学会全力译介西方教会的圣经注释、研经工具、灵修心得、信徒传记等方面的名著，其中有超过1000页的《圣经辞典》和最早的一套中文《圣经注释》，深受教会欢迎。民国初期，为加强民众对公民责任、社会公德的认识，广学会也致力于公民教育，先后出版《公民与社会的研究》、《共和的意义》、《自尊的意义》、《秩序的意义》、《平等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婚姻的意义》、《爱国的意义》、《劳工的意义》、《学校的意义》等书籍。[魏1998,李1997]

1921年，谢洪赉(庐隐)发表《基督教与科学》一书，答复一些从科学角度反对宗教存在价值的批评。他指出基督教和科学各有其界限与功用，“科学本无解释宇宙之能力，亦不能为道德之基础”，基督教与科学不但没有真正的冲突，而且应该相互结合，成为宇宙间统一的真理。谢洪赉早期的著作《修学一助》曾对王明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明道回忆道，读了谢洪赉的《修学一助》，“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林1982,王1985]

1921年，中国基督徒留学生晏阳初自美国返华，推行平民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赴法国在华工中开展识字教育等活动。回国后，他认为国内文盲多，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于是投身于平民教育，编写教材《平民千字课》。1924年，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任总干事，后在各县建立分会，开展扫盲工作。1930年，又有基督教识字运动与平民运动相配合。这两个运动深入民间，大大消除了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参加礼拜的人也多起来。教会主日学也推进了识字教育﹕1900年后，全国所有的教会都设立主日学，目标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能读《圣经》，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不识字者的教师”。经过多年的努力，信徒中能读《圣经》的男子占60%，妇女占40%。[李1997,陈1989]

1921年，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乡村自立教会“耶稣家庭”(原名“圣徒信用储蓄社”)在山东成立。敬奠瀛是“耶稣家庭”有恩赐的领袖。加入耶稣家庭者“必须舍家、破产”，参加生产劳动，更重要的是追求美好的信仰生活。抗战时期，耶稣家庭发展十分迅速。至1948年，有127处耶稣家庭，大部分在华北各省。[顾1996, 金1977]

1921年，担任海军大副的王载在灵修时读到以赛亚书52章11–12节﹕“离开吧，……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他深受感动，觉得这是上帝对他的呼召，于是离开海军，凭信心出来传道，成为中国“自由传道人”的第一人。王载与福州三一书院的倪柝声、王峙、缪绍训、陆忠信、魏光禧组成团队，向福州居民传福音，并成立“基督徒聚会处”，成为国内教会走向自立、自传、自养教会的先锋。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iss M. E. Barber)给他们灵性上的帮助极大，她是倪柝声接触西方神学思想的主要桥梁。8年之久，他们互相砥砺、彼此扶持，传教工作发展迅速。后来他们各自发展，也多有建树，王载、王峙兄弟在国内布道，缪绍训在菲律宾，陆忠信在星马，魏光禧在香港，倪柝声则以“地方教会”运动闻名于世。他们对此后数十年教会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查1983,林1985]

1922年，罗马教廷任命意大利人刚恒毅为教宗代表来中国；他的来华意味着法国保教权的结束。他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配合外国政府的政策，而是传扬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1926年9月，刚恒毅率赵怀义等6人赴罗马，参加教皇庇护十一世在梵蒂冈为他们举行的祝圣典礼。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30年代，中国天主教会已拥有23名中国主教、1600名中国神父、3600名中国修女。刚恒毅说过﹕“凡是善良的文化都很容易自然地与基督化的生活相吻合，且从它那里获得充足的能力，以确保人格的尊严和人类的福祉。”[李1998]

1922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到达顶峰，此时全国有市青年会40处，会员达53800余人；校青年会有200处，会员达24100余人，外籍干事95人，中国籍干事87人。但1922年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有所影响。[陈1989]

1922年4月4日，“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此为首次在中国地区召开的全球性会议。来自世界32个国家的基督徒学生领袖以及其它学者与作家共76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分组讨论了国际与种族的和睦，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之改造，如何向现代学生宣扬基督教等问题。大会在顺利和谐的气氛下举行，8日圆满闭幕。只是大会引发了日后骇人听闻的非基督教运动，诚属不幸。[查1983]

1922年，第四次教难﹕非基督教运动(第一次高潮)。“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即将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消息传出，引起轩然大波。3月9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称宗教与科学不能并存，基督教不但违反科学，更是资产阶级掠夺压迫无产阶级的恶魔。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闭幕日，北京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基督教的示威集会。随后，南京、广州、厦门、武汉、长沙、杭州、福州、芜湖、天津、保定等地先后成立反基督教组织，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生命》月刊转载了“非基督教同盟”的反教宣言，并指出该宣言“只凭意气，不讲道理”，不像是出自“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之手笔，其攻击无损于基督教。浸信会的《真光杂志》也较有份量地批驳了反教言论。[王1959,李1998,林1996,李1989]

1922年5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张，并肯定了本色教会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教会的前途在于“合一、本色与成圣”。会议将中华续行委办会改组扩大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并发表关于本色化的《教会的宣言》。支持中国教会自立的传教士不乏其人。1924年，诚静怡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李1998,查1983]

1923年，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吴雷川等组成“真理社”，并出版《真理周刊》，力倡有中国风格的基督教。[查1983]

1923年，第一次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会议在杭州召开。“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成立，并以《女青年报》为会刊。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宗旨是，“团结中国少女和妇女，根据耶稣基督的教训，推进德、智、体、群四育，服事上帝，服务祖国。”[陈1989]

1923年，内地会三位女传教士盖群英 (Mil­dred Cable)、冯贵珠(Evangeline F. French)、冯贵石(Francesca L. French)踏上丝绸古道，进入大西北传教。冯贵珠和冯贵石是一对姐妹，姐姐冯贵珠于1893年来华，义和团之乱时在山西险遭杀害；妹妹冯贵石于1909年也来到山西传教。盖群英年纪最轻，1902年到达山西，从事妇女教育方面的工作。她们三人同心同工，在山西教会服事。因听说甘肃、新疆还有许多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三位人到中年的女传教士心就不平静了。她们联名要求差会改派她们到大西北去，经过一年多的等候，终于获准。她们以河西走廊上的酒泉为基地，每年8个月西进布道。西北的集市人多，她们就到处赶集，把各种语言的圣经送给有兴趣的人。她们是最早穿越戈壁沙漠的西方妇女，每次外出布道，总有丰收，例如有一次，她们走过12座城市与无数的村落，进入大约2700户住家和帐篷，举办650多次聚会，送出4万册以上的圣经。[魏1998]

1924年，非基督教运动 (第二次高潮)。4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开除学生领袖引起非教风潮；8月，在上海重新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其宪章把基督教当作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把矛头指向一切基督教的组织、人员及其事工，认为基督教在不平等条约的卵翼下已经发展成阻碍民族解放的特殊政治势力。1924年圣诞节前后，至少有13个城市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游行示威。[李1998, 王1959]

1924年8月，王明道赴山东德县参加夏令营，会中有一位新神学派传道人谬讲圣经道理，王明道怒不可遏，当众抨击他轻视圣经的地位、曲解罪恶的意义，而且否认基督救赎的工作。这是他首次公开对新神学派宣战，是他早期事奉经历中的高潮。王明道在1954年撰写的《发烈怒的摩西》一文中说﹕“这二十九年之久，我不但从来没有因为那次发怒后悔，而且我对那些背道的理论越来越深恶痛绝，神赐给我的恩典与能力越来越增加。”中国教会的新神学派犯了西方自由派所犯的过失。他们重视时代的心态过于圣经的权威，将科学和理性凌驾在神的启示之上；他们既然采取了一个圣经以外的标准去判断圣经的正误，他们的释经方法便无法保持圣经启示的整全性。他们不信耶稣的神性、神迹的历史性、创造论、救赎观、主的再来、三位一体等教义，经他们处理过的基督教信仰已经改变了本质，诚如王明道所说，他们传的是“别的福音”。[林1982]

1924年，余家菊等发起“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次高潮的主要方向。余家菊着文指斥教会教育的三大危害﹕教会教育是侵略的；基督教制造宗教阶级；教会教育妨害中国教育之统一。[赵1997,李1998,顾1999]

1924年，鉴于非基督教运动的教训，中国天主教召开“中华全国公教会议”，会议建议尽快成立一个自立的中国教会，并划分了自立传教区。此后，中国天主教传教区陆续移交中国神职班管理。[李1998]

1925年初，王明道在自己的家中开始了家庭聚会，参加的人逐渐增多。他常被邀请到各处讲道，25到26年间，先后到过南京、杭州、上海、苏州、天津、福州、绍兴等地。他讲道时是“先从神得着一个信息，带着这个信息到讲台上去，用平日所熟悉的经言和平日所谙达的事理，把这个信息传给听众。”他也积极从事文字工作，出版扶持造就信徒的小册子。[林1982]

1925年，王治心等在南京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组织中华基督徒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各地基督徒纷纷发表宣言，拥护国民革命，提出反帝、废约、挽回教权、三自革新等要求，但各地的革新都以失败告终。[中1990,朱1994]

1925年，非基督教运动(第三次高潮)。5月30日，上海发生英国巡警开枪打死中国人的暴行。“五卅惨案”把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推向高潮。6月，全国学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非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教会学校中学潮迭起，报刊上陆续出现激烈的反基督教的文章。非基督教同盟一方面努力推动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收回关税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一方面在学校、工厂、农村中加强非基督教宣传活动。各教会大学开始向政府注册。在教育界登记的学校被禁止教导圣经和宗教敬拜。从此70余年来，中国学校制度中便没有了宗教教育。[赵1997,李1998,王1959]

1926年，倪柝声在上海成立基督徒聚会处，以此为全国性工作中心。其后在各地旅行布道，在南京、汉口、山东等地建立地方教会的系统。地方教会发展十分迅速，他们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参加，也有信徒离开原来的教会转向他们。倪柝声“一地方，一教会”的措施，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批评，因为这种教会观念带有排除异己的作风。至1949年，倪柝声领导的聚会处是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中国基督徒团体。在华人教会历史中，倪柝声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他的神学思想深广地影响了华人教会保守派的路线。他的著作有不少被译成外文，也受到西方教会的欢迎。[赵1997,查1983,林1985]

1926年，金陵神学院成立乡村教会科，毕范宇(FrancisWilsonPrice)牧师领导学生到乡村调查与实习。他在平民教育中编辑出版了一套农民宗教读本，为广学会主编“农村复兴”系列专书，并从事其它乡村教会文字工作。[李1997]

1926年7月，非基督教运动 (第四次高潮)。其时革命军挥师北伐，打倒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北伐途中发生了革命军强占教堂、赶走牧师、抢劫教会财物、焚烧宗教书籍等事件。12月的圣诞周，革命军在所占领的城市中举行反基督教示威。次年3月24日，北伐军袭击了南京教会，杀害6位传教士。有武装的仇外思想导致了传教士大撤退。在华的传教士约有5000名撤离中国，1000名转移到沿海城市，留在内地的约有500名；教权移交到中国教会领袖的手中。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年底，非基督教运动徐徐降下了帷幕。[李1998,王1959,林1996,玛1990]

1927年，在许多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十数年的恒切祷告之后，一场蒙圣灵浇灌的大复兴运动悄然兴起，终于如强风般横扫了整个中国。在迄止于抗战之前的教会大复兴中，神拣选了许多外国传教士，也兴起了许多中国信徒为器皿，借他们把活水送到干涸的中华大地，其中有挪威传教士玛丽．孟森(Mary Monson)、丹麦传教士葛德存(Anna Christensen)，有宋尚节、计志文、贾玉铭、王明道。大复兴运动揭露隐藏在教会以及所谓“好”基督徒——甚至很多是“好”基督徒领袖——背后的罪，坚持明确重生的经历，为许多垂死的教会和基督徒带来了新生命。[玛1990,查1983]

1927年，王明道出版《灵食季刊》，是他对中国教会的一项重要贡献，曾促进不少信徒对中国保守派神学思想的认识。虽然每期印数只有2000册左右，但订户遍布全国28省，对一般中国信徒颇具影响；国外地区，包括香港、南洋、日本、菲律宾、欧美等地，也有它的读者。从1927至1936年，他继续在国内巡回主领聚会。1936年创立独立自主的教会“基督徒会堂”。[林1982, 赵1997]

1927年，宋尚节博士自美国返回中国。他见到靠外国传教士把福音传遍中国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只有中国基督徒才能肩负起这项使命，于是决心献身布道。他在信仰上自幼即得益于他身为牧师的父亲。宋尚节不接受外国教会的津贴，学习使徒保罗的榜样，要走遍中华大地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他先在福建沿海一带农村传教，后来带了五位青年基督徒一面训练他们读经，一面旅行布道，走遍福建省，三年间取得可喜的成绩。[顾1999,查1983]

1927年，在上海成立中华基督教总会，以促进在华基督教各宗派教会间的合一运动。与会宗教团体，计有美国系统的六个宗派(美国公理会、美国长老总差会、大美国归正会、美国南长老会、基督同宣会、大美复初会)，英国系统的七个宗派(伦敦会、大英浸礼会、大英长老会、苏格兰福音会、爱尔兰长老会、纽系仑长老会、加拿大联合会)。诚敬怡出任中华基督教总会首任会长。中国基督教会开始接过各宗派教会在华的发展、抚养和提携的责任权利，在自立与合一的路上踏出了一大步。[查1983]

1927年，顾乔纳单进入东三省，以四平市为中心，向南满铁路和内蒙古之间的广阔地域传福音。这里有关内来的几百万移民，村庄和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32年，74岁高龄的顾乔纳单仍继续外出，在布地道区的各中心主领奋兴会。这一年，共得信徒472人。1933年，顾乔纳单的双目都失明了，仍能以他对圣经的熟稔，请他的中国同工翻到圣经的哪一章，念哪一节，然后就对人谈道。接待他的人无不深受感动，因他的见证很多信徒也变得加倍爱主。1933年，有778个成人受洗；次年，又有966个成人受洗。1934年，年逾古稀的顾乔纳单夫妇离开中国，四平市的火车站挤满了流泪送行的中国信徒。顾乔纳单虽然看不见中国的弟兄姐妹们，还是在车窗后不住地向他们点头。他把自己宝贵的一生彻底奉献给了中国，他的儿女中有4个病死并埋葬在这块土地上，最终他和他的同工们一起在河南北部和东三省一带把神的福音传开了。[何1985]

1928年，西教士翟辅民成立中国海外布道团，向安南（越南）、高棉（柬埔寨）、寮国（老挝）、印度尼西亚等地传福音。[林1997]

1929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举行会议。针对教会中由于世俗观念和怀疑论造成的不洁与灵性盲目的现状，会议普遍认为，教会若要在大试炼中为主得胜，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圣灵深邃、更新、洁净、复兴并叫人知罪的作为。当时有些信徒虽然在心理上相信福音的真实性，却不具备福音所要求的基本道德观念，为异教文化中的罪所累竟毫无感觉。会议决定发起一项“五年运动”，口号是﹕“求主复兴你的教会，先奋兴我！”[玛1990,查1983]

中国基督教记事(现当代部分·3)

20世纪30年代

1931年1月，宋尚节北上，在湖州、杭州、上海、南京、北京、保定等地讲道，受到欢迎。在返回福建途中，他在上海的教会讲道，并专访了上海伯特利教会的创始人石美玉医生和她倡议设立的“伯特利布道团”。这是一个完全由中国信徒组成、完全由中国信徒自理的布道团，志在到全国各地宣扬悔改与信仰的福音。同年5月，宋尚节会同“伯特利布道团”的计志文等前往山东布道，大得果效。后来布道团转往东三省，在沈阳、哈尔滨、吉林、长春、营口等地布道，使许多人归主。次年，布道团到华南传教，足迹遍及香港、梧州、南宁、汕头、福州等地，然后到武汉、保定、北平、天津等地。1933年，布道团又转战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等地。1934年，布道团到湖南长沙等地传教。伯特利布道团短短三年，走遍13个省，约有2万人悔改信主。[顾1999,查1983]

1931年，“9.18”事变。92岁高龄的天主教徒马相伯号召国人抗暴自救。基督教新教各会发起“国难祈祷日”。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竭尽全力，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李1998,陈1989]

1932年，山东大复兴。复兴就在一群群祷告的人中出现，有人甚至在1925年就开始为此祷告。祷告中，信徒重拾对基督的爱和对灵魂的爱，许多人在圣灵的催逼下为罪忧伤、哭泣，大喜乐随之而来。生命被改变，鸦片烟戒了，偶像被丢弃，积怨多年的言归于好，绝望的男女成了祷告和传福音的人。山东大复兴带来了华北福音的觉醒，也影响了全国各地。自东南的福建到西北的甘肃，复兴之火熊熊燃烧。[玛1990]

(关于山东大复兴，参于力工牧师文章：深度文章：祷告带出复兴)

1930年代，山东烟台宣教士与信徒合影

1932年，倪柝声往山东各地传道，在青岛市看见当地教会有灵恩运动的迹像。灵恩运动是神召会于1905年带入中国湖南的，1909年在福建兴化举行了大规模的五旬节奋兴会，到1910年，神召会的工作进入山西、云南等地。灵恩运动是在主流宗派之外的势力，多限于地区性质。1930年，灵恩运动开始影响山东的不少教会。倪柝声很仔细地观察此类聚会，并且有了对当地灵恩运动的看法。1932年夏天，他著文对此提出讨论，叫信徒分辨“属天的灵浸”与“属人的灵浸”。他并不反对方言、神医、异梦等活动，但他否定一切错误的方法。他说﹕“若是有从神出来的，我们就感谢神。但是我们要分别。若不是从神出来的，就不过是从人潜力出来的。”[查1983,林1985]

1933年，倪柝声应“弟兄会”之邀访问英国。倪柝声神学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英国的弟兄会运动，其领袖寇斯(C. A. Coats) 和达秘 (J. N. Dar­by) 的解经著作深得倪柝声的喜爱。多年来，倪柝声对传统式的教会生活不感兴趣，他致力于寻找一种较为纯朴的崇拜方式。而弟兄会所传讲的一套主张，正是他所求的。在访问期间，他有机会亲身观察弟兄会的情况，但会中一些信徒的自满态度，使他感到不安。离开英国时，他对弟兄会的一位弟兄说﹕“你们虽有奇妙的亮光，但信心太少了！”倪柝声对弟兄会的神学著作十分欣赏，但他并不赞同弟兄会一些过激的传统作风。1934年，他又与伦敦“基督徒交通中心”的负责人、信仰灵性方面的著作家史百克(Sparks)相识，两人有美好的交通。[查1983,金1977,林1985]

1933年，天主教宗座代表刚恒毅因病回国。同年，意大利人蔡宁被任命为宗座驻华代表。蔡宁对当时中国问题的态度，与刚恒毅有很大的差别。1934年，罗马教廷承认伪“满洲国”，并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引起中国教徒的不满。马相伯、陆征祥等天主教徒积极投身到抗战的社会活动中去。[顾1996]

1934年，宋尚节独自往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五省布道。次年，在粤省广州和潮汕、闽省厦门等地作工。他的讲道大有能力，所向披靡，被誉为“中国的火焰”。1935年起开始海外传道事工，先后赴菲律宾、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苏门答腊等地布道。1936年，他前往尚在日本占领之下的台湾布道，足迹遍及台中、台南、台北，带给台湾教会信徒极大的复兴。1937—1940年，他马不停蹄，到处受邀布道或主领奋兴会，先后在厦门、汕头、兴化、南京、太原、温州、西安、上海等地布道，又赴缅甸、马来、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南洋诸国向华人布道，复兴信徒、领人悔改归主。他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为神重用的布道家。由于他奋不顾身，操劳过度，在1940年病倒，1944年8月病逝，年仅43岁。王明道指出，宋尚节的“恩赐和使命是责备罪恶，劝人悔改，传扬耶稣救恩的福音，领人得救”。[查1983,顾1999,宋1991,利1995]

1934年，内地会传教士夫妇杨志英 (John Kuhn) 和杨宓贵灵 (Iso­bel Miller Kuhn) 进入云南怒江河谷，向栗僳族传福音。因为云南少数民族中“杨”是大姓，传教士们便以杨为姓。他们利用每年三个月的“雨季”(6,7,8月)，召集栗僳族信徒，进行密集的圣经研习课程。“雨季圣经学校”年复一年，不曾中断，培育出许多本地的传道人，建立起基础深厚的栗僳族教会。1950年他们才撤离中国。除内地会外，其它差会也向云南派遣传教士。早在1920年初，云南境内就有75名传教士。云南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曾有传教士来到他们中间。[魏1998]

1934年11月，中国教会圣诗集《普天颂赞》由广学会出版。圣诗集的编译始于1931年，由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公理会、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监理会等六公会委派代表，组成“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音乐主编范天祥(Bliss Wiant)牧师，对中国圣诗的曲调贡献至大。中国圣诗的创作者有刘廷芳、赵紫宸、谢扶雅、顾子仁、许地山、王载、贾玉铭等。《普天颂赞》受到各教会的广泛采用，此后多次再版，至1948年共印发41.2万册。和合本《圣经》和《普天颂赞》，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驱，是基督教对中国新文学的巨大贡献，也是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奠基之作。[李1997,查1983]

1936年，贾玉铭在南京创办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在此之前，他曾分别出任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滕县华北神学院副院长、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院长等职。抗战期间，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迁往重庆，1948年迁沪。他主张神学生应重视将知识与灵修相结合，使信仰与灵性操练在生活中体现出来。1948年，他出席在荷兰举行的世界福音会议，被推选为副会长。贾玉铭自幼信仰基督，终生信守不移，勤于读经，擅长以经解经，数十年著述不辍。他写的圣经注释书籍，深深影响中国教会里保守派神学的路线。他的《完全救法》共7卷30万字，被评为“这是他自生活中体验，自生命中[查1983,赵1997,林1982,中1990]流露出来的辉煌作品”。几十年来，他在中国的牧师中仍保持着著作最多最好的记录。

1937年，延续十年之久的中国大复兴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国教会获得了许多本土的属灵领袖；为数众多的信徒经历到神就是个人的救主；圣经在中国信徒中有了新的定义——是光，也是响导；中国调子和中文歌词的圣诗广为流传；教会人数大量增加；许多教会不再依赖外国的帮助，成为独立的教会。这次大复兴的另一个特点是外国传教士被神大大使用，而神兴起作为祂恩典器皿的中国传道人却是更多。[玛199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整个抗战中，基督徒的爱国事迹不胜枚举，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尤有贡献。面对战争风暴，刚刚经历过大复兴的中国教会已经足够强壮和独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沦陷区内，千余名西方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李1998,玛1990,查1994,陈1989]

1939年，罗马教廷发布关于中国礼仪的训令，宣称1742年本笃十四世的命令“在现代已完全失去约束的作用。”这样，“中国礼仪之争”终于获得最后的解决。[王1959,李1998]

1930年代，大约35%的中国菁英分子受的是教会教育，90%的护士是基督徒，70%的医院是教会办的。[秦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