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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以巴弗
——主仆吴维僔见证（3）
文/萧若枝
《生命季刊》总第25期
犯人中的犯人
两年后，1970年9月10月间，他被调到一中队一组。这是最严厉的一个组，再难改造的犯人，到那里后也都会被改造过来。他到那里后，大组长开始对他正式提出初步要求，很简单，只两个：1.吃饭前不祷告谢恩。2.念毛主席语录。不要求两个都做到，只要求做到任意一个就行，随他挑选。他立刻很明确地告诉组长说：这两个要求，任何哪一个，他都做不到。矛盾激化了。倾刻之间，他成了全组犯人的斗争对象、射击中心。原先对别人的矛盾和批评，一律搁置起来。组长和全组犯人集中火力，想尽各种办法来刁难他，折磨他。
有一次，他们说：只要吴维僔能念（朗读或背诵）一句毛主席语录，或是说一句毛主席“万岁”或“万寿无疆”，就可以让他谢恩而吃。他就在主面前思考：想到圣经教导中有“敬畏神，尊敬君王”（彼2:17）和“我劝你首先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政治领袖）和一切在位的，也当如此”的话，他就在小组众人面前说：“我祝愿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他们都欢呼起来：“有门，有门！”虽也有二三个人不满意，因为他说的不是“万岁”或“万寿无疆”；但有人说：“别忙，慢慢来，有希望！”
那一天，他们对维僔好得不得了，三顿饭给他吃得饱饱的。第二天，组长和大家对他说：今天，你要进一步了，不要说你昨天说的那句话，要说：“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这么说。岂料，劝了半天，等了半天，维僔还是不肯改口，不管他们给吃不给吃。他们气极了，不给维僔吃饭。
有人在私下问他：你为什么肯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而不肯喊“毛主席万岁”和“万寿无疆”呢？
维僔回答说：前者是向至高神祷告，为政治领袖代求，神是喜悦的，因为是把至高神放在第一位。后者却有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把领袖放在最高位置的意味。神厌恶，不喜悦。而“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100岁也很难，毛主席决不会“万寿无疆”、而是“一寿有疆”的，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意的胡话？
在一中队是守住红豆田的最后一次、也是最艰难的一次争战。靠着主的恩典，维僔守住了。从此后，劳改队的干部没有再干涉他吃饭谢恩的事，虽然谢恩仍然是违法的事情。
在狱中，吴维僔是“犯人中的犯人”，但他说：“感谢主，我也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他坚持“不”的原则，坚持“反改造”，那些“被改造”的种种规矩就丝毫不能束缚、捆绑他。
三次软弱
然而，他明白，他的刚强和自由完全是靠主的恩典托住他的。若离开了主，他早就倒下去了。他记录了自己曾经有的三次软弱。第一次是解放初期，他作中学教员时，思想改造运动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竟然得到了上级的奖励；他就不知不觉地便想努力在世界的道路上奔跑，与主的关系疏远起来，爱主的心也不如以前了。但感谢神，两个星期后，圣灵光照他，他看到了自己在属灵道路上的危机，靠主的力量，他又重新恢复了与主的亲密关系。
第二次是1956年，他在上海同济中学当教师时，有外单位的人找到他外调，拿出一张年轻人的照片，问他认识不认识这个人。他认出这个年轻人就是51年他在“控诉运动”中发言时，夺走他的发言稿的那位爱主的弟兄。他就如实说了。事后，维僔心里极不平安，他推测，当时这位弟兄可能正在受审查，不知他自己的确认（虽然是事实）会不会带来更坏的效果。维僔当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后来他明白了，自己不应该说任何话，他那样作就是“交代”，因为他的“交代”，弟兄就可能受苦。所以，后来，他为自己立下了“不说话、不交代”的原则，免得自己得罪神。
第三次是他被捕后，66年的时候，有一次预审员让他看了一张纸，上面画着中国地图，其中心是天津市，从中心发出不少射线至全国各地，表明他与各地主内肢体的联系。预审员说：你看如果这个图不错的话，你就在下面签个字。维僔此时警惕性不高，竟然糊里糊涂地把名字签上了。一回到监室，圣灵就光照他：为什么签字呢？签名不就等于认罪了吗？结果，那天小组长威胁要把他的饭拿走时，他竟害怕起来，赶紧吃掉，生怕被夺走了。结果当晚他就拉肚子，过了放风时间，他没法去厕所，只好用大尿罐，被同室人大骂。第二天他立刻声明，前天的签名错了，要求作废。他求神赦免自己的软弱失败，修复他，重新领他打前面的仗。他从此更认识到：自己并不比别人好，不比别人强。若无主的怜悯，他也照样会犯罪、会失败，甚至比别人败得更惨。他从这种失败中知道自己毫无可夸之处，他只有更加倚靠主。
大墙外的无期犯人
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的风吹边了中国大地，也吹进了银川的“宁夏区监狱”，即银川风机厂。
天津系统在宁夏服刑的200多个无期徒刑犯人中，已经陆续减刑释放。70年代中期，还有6名“没有改造好”的人。到78年时，只剩下2个。79年，这两个犯人中的一个重新申诉，当年被释放了。至此，200多个无期犯人中只剩下一个人，就是吴维僔。
当时，写申诉，要求平反的风大起，许多人劝他去申诉，要求平反，他却非常清楚地表明：自己坚决不去申诉。81年春季，全狱召开每年一次的奖惩大会上，狱方宣布他也在减刑名单之中。宁夏高等法院的减刑裁定书上写着他的无期徒刑已被改为有期徒刑6年，就是说，过6年后他即将被释放。高等法院的裁定书认为，他劳动积极，教学认真，遵守监规纪律，就是他有悔改表现，证实他“确已悔改”，因此给他减刑。而他却认为：这个减刑和6年后的自由不是白送的，是要以“确实悔改”来换取的。“悔改”就意味着自己要把主过去交托他要他作的事当作“罪行”，那是污辱主，抵挡神。他想，如果他认同了这个“悔改”，这么多年的仗岂不是白打了吗？苦不是白吃了吗？这个肮脏的“自由”就这么值得他羡慕吗？主在这事上所给他的十字架他能扔下不背吗？因此他宁可选择“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希伯来书11:35）的道路，拒绝出狱。
1987年5月28日，他被迫出狱之日，写了“出监日呈文”，致信区高级人民法院，呈文中再次申明自己没有“悔改”的事实。他说：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
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当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由此逐步升级：由传讯到拘留、到逮捕、到提起公诉、到判无期徒刑。）在这种始终不交代罪行一句话的情况下关押了一年半后，主预审员曾对我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挑选了我罪行中的几件事主动地向我摊开、谈明、指出错处，叫我回监号后考虑；次日，我给他的答复是：“昨天您说的那几件事，我没有后悔”。再半年后，在中级法院审判庭上，我除了姓名等，及回答了一个提问（问：你是基督徒吗？答：我是基督徒。）以外，其他询问仍然一概未作回答。
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他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至于裁定书上所提到的，我“服从管教”这一点，我并不是一概如此的，而是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情况而不同对待的。第一类，例如上面所说到，监狱对我所进行的数不清的改造与管教措施，我是一点儿也没有服从，通通拒绝，而且顽固地坚持了二十几年一直到今天。
第二类，只有与我“犯罪思想与犯罪本质改造”无关的其他规章、命令、布置……则我主观上可说都是认真遵守和服从的（当然也不能说绝对没有缺点和失误）。但后面第二类的“服从管教”行动，是否是我从悔改出发的“悔改表现”呢？恰恰相反，不是我的“悔改表现”，没有一点点是从悔改得到的效果；而正是我的“不悔改表现”，因为入监以前，对同类性质的事，也向来都是这样做的。这里面能找出哪一点是我的悔改呢？
裁定书上还提到我“工作主动”，即生产劳动上或以后的教学工作上等等工作比较认真踏实一些吧，即使不列举我不免有的缺点和错误，而算是有点可取之处的话，那也同样都没有一点点是我的悔改表现，而恰恰是我坚持过去入监前一贯所行的不悔改表现。
把以上种种我服刑期间的一切表现都综合起来，有没有一件大事，或小到如一句话，一个举动那样的小事，是真正从我悔改出发说的、写的、或做的呢？若是有，我愿意承认我“确有悔改表现”，因受到减刑或许也算当之无愧吧。若是连一件小事都找不到，那么，一个十足的、死不悔改的犯人─我，为什么一定要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硬加上一个虚假的“悔改”名义，给以减刑并到期释放呢？何况，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更不应该趁这个错误裁定之机钻空子，作出将错就错，冒“名”顶替的恶事。我非但不是“确有悔改表现”，而恰恰是“确无有悔改表现”，全部是不悔改表现，根本上不具备可以获得减刑的最起码条件，而只能仍是个无期徒刑犯人。
既然这六年来，法院没有收回这个不实事求是的、名不符实的错误裁定；而且我作为被专政的犯人，又根本没有资格硬要法院如何作。在这种两难情况下，“逼”得我没有别的正常方式方法，只能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二）因此，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我这样作，是让法院有充分的足够时间，进行调查了解和重新考虑。如果有哪一天，那个错误裁定被收回、撤消了，也即取消了我的“悔改”之名，当然也意味着恢复了我所原有的无期徒刑犯人的地位，则我将立即欣然结束这个禁食行动，该干什么干什么。
另外，我附带申明一下。从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形势的大大好转，政策上大幅度放宽，犯人待遇及处置上的日益改善，这是有目共睹，无可否认的。监狱从领导上到管理干部们对我这个无期徒刑犯人许许多多关心、照顾、优待等，都是我所身受并平时从内心感激的。在此谨向监狱领导、科长及其他干部们致谢。（当然，这个方面与上述的那件大事是不相牵连的另一方面的事）。专此禀告。并致敬礼。
监狱墙外的无期犯人吴维僔
1987年5月28日
他在狱中最后6年时，便清楚神所交托给他的最后一阶段的见证任务，即执行神给他的两个限制。一、定期禁食，以此行动来见证他毫不改变的基督徒内心。自出狱起，他每周一、四吃饭，其他时间禁食。二、不离开银川市一步，不离开风机厂（监狱）单位，站好“墙外无期犯人”的地位和身分。他出狱后就住在神透过监狱为他预备的一间14.6平方米的陋室中，从不离开银川一步。
吴维僔在执行这两个限制时，常常受到许多“劝阻”。狱方领导作他的工作，要他放弃禁食，正常吃饭，甚至带来了“三自教会”的人一同来劝他。还有他的亲人并许多主内肢体也劝他离开银川去别处传道服事神，但他一一谢绝了众人的劝导，不敢擅自取消定期禁食，也不敢离开银川去外地。因为他清楚神已经用列王记上13章所记述的神人的例子对他发出的警戒。神已经告诉神人“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神人却误听了老先知的话，违背了神的命令，结果丧命。（未完待续）
萧若枝 中国大陆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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