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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桂炎弟兄生命见证:1982年开始照顾王明道先生夫妇，直至两位老人家去世
张桂炎弟兄与王明道夫妇合影
在王明道先生身边的日子(1)
——张桂炎弟兄生命见证
文/张桂炎
《生命季刊》第108期
音频为李慕溪弟兄朗读：
编者按：本文作者张桂炎弟兄（1945年8月2日-2024年1月3日）自1982年开始照顾王明道先生夫妇，直至两位老人家去世。张桂炎弟兄自2023年10月中旬便联系本刊编辑部，嘱托我们帮助他整理出自己的见证。此后他以口述(语音)、文字、图片等形式接受采访，直至他染恙于2023年12月中旬入院治疗，遂完成了此见证文章。张弟兄一生忠心爱主，事奉长者，也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是中国教会现代史的见证人。本文为他见证的第一部分。
一、我的得救见证
富民路上我家的邻居姓颜，名叫颜吉庆。他有两个声名卓著的哥哥颜惠庆，颜福庆。他们的伯父颜永京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颜福庆先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哈佛完成他的博士学位。1914年创办湖南湘雅医学专科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1927年，组建第四中山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前身），并任第一任校长。颜惠庆先生曾经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和外交部部长。颜吉庆先生是有名的化学家，在我幼年的时候，他就开始用手杖了，平常孤言寡语。
颜福庆先生
我们家只有20–30平方米，孩子多，经常从早上起来孩子就哭闹吵杂，但我们的邻居从不嫌弃，反而还多方关照，至少表面上这样的。1953年我妹妹出生，我妈妈一个人带5个孩子，家里很忙碌。我在家排行老二，是个多事的人，大约按中国人的习俗来说，老二就是比较顽皮一点，老大比较规矩。父母希望老大能为弟妹们作出表率，无形中对老大的要求比较严格。至于第二、第三个孩子，相对宽容一点，因此给的自由也多。
平时两家人低头不见抬头见，颜先生家的保姆黄妈和我妈妈也很熟悉。一天傍晚，黄妈开门看见我妈在忙，她就拉着我的手对我妈妈说：“张师母，我把你儿子带到礼拜堂去，好不好？”我在想，黄妈拉着我手的时候，一定是有几分对妈妈的同情，因为她看到我妈妈每天实在太辛苦。我母亲不信主。但听到黄妈的话非常高兴。觉得总算有个人可以代她管管我，她就少了一份心思。黄妈因为是女佣，上海的女佣全年无休，礼拜天她也只能在晚上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去的那间教堂叫圣会所，位于常熟路近长乐路一条里弄内，附近有个小学。我在读小学时，语文课本有一篇课文《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提到的小学就是这个学校。1958年圣会所撤销被合并到今乌鲁木齐路的国际礼拜堂（英国圣公会上海总堂）。圣会所据说是宋尚节在上海布道时所办。当时的牧师是李汉文，毕业于华北神学院，写过一本书叫《基要查经五十二课》。那天,黄妈拉着我的手一起去了教会，我在教会很安静。一段时间以后，我能渐渐自觉地去教会聚会，虽然不定期的，日子久了也成为习惯。
初中以后有了重生经历，生命得到改变。对黄妈牵着我的手，叫我无可推诿去教会的事实，我确信那是神的手。
1953年中国天主教因着它有着浓厚的罗马梵蒂冈的背景首先被整肃，大量的神职人员和男女修士以及年轻信徒因“圣母军”一案被拘被关；1955年又掀起更大规模的反胡风运动，御笔钦点，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反胡风运动彻底颠覆了中国文化，为了自保互吞互咬，文人相轻。说来也奇怪，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一些留守的弟兄姊妹，上海基督徒聚会所，以及一些独立教会，在上海南阳路，南阳花园内，劫后余生的搭棚聚会，此景此情，我深受感动，没齿难忘。
感谢主，当我不到十岁的时候，就有了认识主的机会。我也没有什么恩赐，我那时候也不看圣经，很惭愧。我在中学时候也清楚明白自己信了，是重生了，那我也清楚明白自己以后的日子当如何走，但是我毕竟还是属灵无知状态中，所以我去教会（国际礼拜堂，是被三自接管的）去礼拜，是上海最大的一个，上海圣公会总堂，很大。
我不知道圣公会的教义怎样，没受洗也能领圣餐。当饼到我的面前、杯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也喝了，也吃了。当奉献的口袋传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会往口袋里放两毛钱，有时候这两毛钱还是老师给的。因为当时穷人家里的孩子哪里每周有两毛钱的零用钱呢？
1998年金秋九月的北京，天气格外凉爽，我应葛培理夫人邀请去了北京，在一次众多随行人员和工作人员的聚集中，葛夫人与我是主角，他们的大女儿JJ问我是怎样信主的？我就做了如上见证：“是神的手把我亲自引领进入教会。”
二、我怎样开始服事王明道先生夫妇
1982年9月，奥比斯国际眼科飞行医院的飞机停靠在白云机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眼科教授，上海仁济医院屈光专家、眼科主任王永令大夫受美国同行（Gaser）的委托，陪同王明道先生赴广州治疗眼疾。
与此同时，上海教会也需要一个弟兄陪伴王明道先生，于是王忠孝弟兄把我介绍给王明道先生夫妇。我那时正符合服事王明道先生的条件。第一我没有固定的工作，自己做些琐碎的事。第二，我有富裕的时间，第三，我个子高大，身体也健康，搀扶王明道先生没有什么问题。关键问题就是推荐我的人跟我相识60多年，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受逼迫的艰难日子，并且在那艰苦的环境中我们有基督徒团契之间的相互扶持和支撑。
从广州回来以后，我也去看望王明道先生，看他回来以后情况怎样。当时（1982年）他们住在平江路13号，不是后来的武康路。
那时王明道先生家里有一个姊妹（很好的江苏人）张明瑛帮忙，她每个礼拜二、四要到其他地方去照顾其他的人家，所以我是在礼拜二或者礼拜四，没有其他人服事他们的时候，我就去看望、服事他们。
王明道夫妇没有嫌弃我不经他们的同意去看顾他们；我不能说照顾他们，我当时的动机就是尽一个小弟兄的本份。他们看我也是一个平常的、不错的一个人，他们也信任我。我也不多言多语，我说话也是比较有分寸的，所以我们相处很好。在那一段时期，王明道先生常常谈他自己的事，谈教会历史的某些人和事。所以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王太太是每天必须要睡午觉的人。王先生通常就不睡午觉，他在忙着做他的一些案头上的事情，那时他的视力还可以（当然已经极度退化了），他还能写信，他还能跑到中山医院附近的邮电所去投寄。他不睡觉，他又怕我们讲话影响老太太，毕竟那个房间很小，所以我就搀扶王老先生到楼下散步，到花坛花草比较茂盛的地方休息休息。一个多小时以后，估计王太太睡醒了，我们就上楼。我会看他们家里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做的，就去做。王先生和王太太他们都是北方人，他们喜欢吃大白菜，喜欢吃地瓜（上海人叫山芋），这些东西都比较沉重，我每次买去给他们的时候，王太太感到这些东西不轻，她就给了我钱，叫我买了一辆28寸的男车（当时有自行车也是算挺体面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与王先生的谈话是有属灵意义的。他谈到一个基督工人应有当具备的品质和能力等等。他特别提到肆意妄为不是一个传道人的品质，谎言连篇，更是可责备的人。他谈到教会历史上他所经历过的，他所认识的，他从中学到的教训等，他都与我聊。
王先生82年去广州，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做成眼科手术。后来在上海做第一次眼睛手术，王永令医生要自己亲自为王先生开刀。那时王先生的儿子王天铎正在英国出差，家里也没有男丁，儿媳殷蔚芷在位育中学做老师。她从小生过小儿麻痹症，她的脚有一点不方便，加之他们的女儿又小。所以在山东路那个很大的医院王明道先生开刀治疗眼疾时候，我不分昼夜地在那儿照顾。久而久之，大家熟悉了，也越来越有感情了，所以也没有谈论，我就继续留在王明道先生的家里服事他们，好像一切都出于自然，都是上帝的安排，真的没有个人的意思。
三、服事中被误解
我在王先生夫妇身边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和试探，恰恰来自教会中，来自于弟兄姊妹善意的误解。对王明道先生身边忽然出现的我抱有怀疑。种种言论都有。
我是由王忠孝牧师安排去王明道先生身边，王忠孝牧师的家，是个大家族，人多嘴杂，且有利益冲突等诸多因素。一天，王忠孝家人在客厅讲话，见到有人（公安）来见王忠孝牧师，王忠孝把来客请到二楼母亲的房间里谈话，恰巧给他家族中二房的家人看见，于是他们不知何故肆意散布了一些不实之情。（其实王忠孝的家人是第七代的基督徒了，名门之后）于是，我也被无理地牵连进去了。他们说王忠孝是与公安有联系的，他把我安插到王明道先生那里去，那么，岂不是我也是（公安）安插的吗？这些传言影响我很长时间，但是我一个人都不恨，我称之为“善意的误会”。我要说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
有个叫王国显的人，他写了一本书《行过死荫幽谷》，第七版中写了“在王明道先生边上有一个人”，每天到时间，他就去（上班）了，如何如何。把我描述为“打入”王先生身边的人。后来王师母给王国显写信，批评说：不要随意说，张桂炎是个好弟兄。
王国显也回电来说，我们感谢他（张桂炎）还来不及，我不是指他（张桂炎）。
实际上书中写的就是我，因为没有人在王明道先生家里上班么。家里有保姆，保姆也是农村来的，也不管家中的事。因此在《行过死荫幽谷》第七版后，再版的时候，把关于我的不实之述删除了。
第二件事
王长新在生命季刊中发表《“又四十年”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他特别提了我的事情。他似乎是怀疑我是不是公安打入的。
其实我与王长新很熟。有件事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王长新带走王明道先生的录音讲道，若是在他出境时候有被检查盘问，他便可以判定是我透露了消息。他事先请其他人将王明道讲道录音带出去了。王长新和夫人出境时，没有经过盘问就被放行了。
我与王师母说，检查是常态，不查是偶然。如果出境那天王长新被盘问，那我不是铁定为公安的人而被误解了吗？我认为这是弟兄姊妹对我善意的误解。
第三件事
美国人萧安娜嫁给北京的萧先生，当时萧先生是一个富商，很有地位。萧先生有个堂房弟弟（萧干，大作家）。萧干从小跟着嫂嫂萧安娜学习英文，在中国人中间，萧干的英文非常好。萧干的妻子文洁若，他们一起翻译了《尤利西斯》，这本书非常难翻译。萧太太有两个女儿：萧语衷，萧语萍，都是基督徒。她们在北京基督徒会堂聚会。
王明道先生与萧语衷姊妹
王明道太太刘景文师母与萧语衷姊妹
萧语萍与王天铎之间有奇妙的关系。当时两个等待分娩的母亲先后进了产房，两个孩子（萧语萍与王天铎）先后出生。王明道先生与萧先生，两家有亲密的关系。萧语衷是萧语萍的妹妹，萧语衷的丈夫是陈以和。萧语衷与丈夫的孩子叫“强强”。
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在谈话，有一个访客，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无线电专业的，访客说，我走了，然后让强强送送她。在路上她翻出话题说：“这个人（张桂炎）是共产党派来的。”强强很直爽，回来就问奶奶（王师母），奶奶说，不是的，你不要听她（访客）的话，张桂炎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是王忠孝介绍给我的。
王忠孝和我是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朋友，同甘苦共命运。直到现在还有人误解我的身份，但是我不恨其中任何一个人，设身处地，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和纳闷。一个从未见过的人，忽然出现在王明道先生夫妇身边，我也许也会这样想。（待续）
张桂炎（1945年8月2日-2024年1月3日），家庭教会同工，曾常年服事王明道先生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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