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善的圣经落脚哈浸

富善的圣经落脚哈浸

文/李鸿长

生命季刊 第84期 2017年12月

《国语和合本圣经》是现今华人世界中最普遍使用的一本圣经。它源自于1919年出版的《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为了适应时代，原来的书名作了两次修改。第一次在1939年时，将官话一词改成国语。第二次修改则在1962年时，将新旧约全书一词改成圣经。于是原来的书名就变成了《国语和合本圣经》。这样的名称一直维持到现在。这本《圣经》也是我们教会现在使用的《圣经》。

十九世纪时，有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宣教。将圣经自外文译成中文自是宣教士首先要做的事工。根据统计，到了十九世纪末叶，中国境内竟有27种圣经中文译本，另外还有近百种的方言译本。这种现象是由于宗派和地域成见所造成的，似阻碍了福音在中国的传扬。

有鉴于此，在中国的基督教宣教士于1890年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大会，决定要出版一本全中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大会中，各差会派出代表，组成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将圣经翻译成官话（白话文），浅文理（半文言，半白话）和深文理（文言文）三种译本。他们以英文的English Revised Version为蓝本来翻译，同时也参考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版本。

白话文那组，大会选出了七位委员组成白话文翻译委员会。富善牧师（Rev. 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是译者之一。他们前后花了27年的时间才将白话文圣经翻译完成。先后共有16位委员参与翻译。起初的会长是考狄文（Rev. Calvin Wil­son Mateer）。考狄文于1908年去世。会长的职务就由富善继任。白话文圣经在富善的翻译和监督下于1919年出版，分“神”和“上帝”两种版本。他们之所以要出版两种版本，那是他们对“God”一字的译法有不同意见，而且两派坚持不下，互不相让。最后只好出版两种版本。富善自用的和合本是属于“上帝”版。

富善于1925年息劳归主。他那本自用的1919年的白话圣经和他用来翻译的英文圣经就由他的儿子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中文名溥路德)保管。

溥路德于1917年自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毕业。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次年，他参加美国陆军，被派往法国。因为他会说华语，他在法国的任务就是协助华工作展开战后重建的工作。退役之后，他到哥伦比亚大学进修，获得博士学位。溥路德的大半生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文史。他于1986年辞世。这两本中、英文圣经就由他的长女Sally Hurl­bert保管。

Sal­ly Hurlbert姐妹出生在中国河北省通化县。四岁时随父母回到美国，与父母住在纽约市的郊区。结婚后就随夫搬到West Hartford定居。Sally和她丈夫Gordon Hurbert都是West Hart­ford First Bap­tist Church的长期会友。她在教会负责儿童主日学。早期我们还没有自办儿童主日学之前，教会的小孩有些就去上她的课，因此，一些小孩的家长都与她相识。2012年2月25日，教会为感谢第一浸信会过去35年来的支持而举办的餐会上，她将其祖父的1919年出版的《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他编着的《袖珍汉英字典》和与人合编的《颂主诗歌》和一帧翻译委员和助手合照的照片一起捐赠给教会。于是，这样一本宝贵的《圣经》就开始由教会保管了。

2013年秋，当时的黄浩新牧师和教会执事会主席赵宇新弟兄嘱笔者找一家装订店铺将这本残旧的圣经重新装订。笔者看过之后，知道这不是一般装订店铺可以胜任的事。这时想起了当年在康涅狄克大学图书馆的一位同事，她名叫Jan Merrill-Oldham.她出版过好几本有关图书修缮的书籍，是全美国首屈一指的图书修护权威。可惜后来被哈佛大学图书馆挖走了。但她留下的部门，还是有一些专家。于是就去请教那部门的专家，里面一位专家建议将书送到麻州一家叫青龙装订店（Green Drag­on Bindery）去修复。跟青龙的员工联络之后，对方却要求亲自将书本送去看过之后才知道可不可以修复。2013年感恩节前，即由幼子康文（Sam）开车一同前往。

到了那里，发现这间店铺坐落在古迹保护区内的一个非常僻静的林间。进口的路旁挂了一面画了青龙的招牌，看上去很有中国的情调。店铺由两间简朴的木屋组成。据店主称，这两间木屋是在1737年盖成的。木屋的内外都保持殖民时代的风貌，连所有的门锁都没有更换。室内摆满了待修的古籍和文物，置身其间，令人生出一股思古之幽情。我们将圣经摆在桌上，两三位专家师傅前来研究。他们讨论了一会儿后，店主说，可以修复。这时笔者松了口气。这好像自己得了残疾，听到医生说，他有办法医治一样。

接下来，就是跟他们讨论选择封面的质料和颜色，以及封面和书背如何刻字的事。原来的封面没有刻字。至于书背有无刻字，不得而知，因为书背只剩下约一英寸的书皮依附在书上，而且装订也已松脱，看不到任何文字。跟他们讨论过后，笔者作了一个决定，就是将内封面上的“新旧约全书”和其下方的“American Bible Soci­ety, Shang­hai, 1919, Man­darin Union Version”按照原来字形以烫金刻印在封面上，也将内封面上的“新旧约全书”五个字照原来字形以烫金刻印在书背上。这样，现代人一眼就可识别这是1919年在上海出版的白话文圣经了。最后店主说要四个月后才能交货。笔者与小儿将留下的圣经拍照之后，就欣然离开这间环境清幽、风物高雅的店铺。

2014年复活节前，将圣经取回后，即交还给黄牧师和赵弟兄。一起交还的还有一本修补好的《颂主诗歌》。黄牧师当时要笔者替这本圣经写一篇文章，留在教会，让会众知道它的来历。笔者也欣然答应了他的交托。

过去两年多，笔者一直将黄牧师的嘱咐挂在心上，写作的事也在进行，可是就是不能完成。这是因为根据两年多的搜寻，发现世界上没有一间图书馆，或者旧书商拥有1919年版的白话和合本。这让笔者怀疑教会的这本和合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仅存的一本。但却不敢十分确定，因为笔者只以图书管理的专业知识来搜寻图书的收藏记录，怎知不会有一间教会、一所神学院、一位基督徒，或者一间圣经公会去收藏这样一本重要的圣经呢？这个悬疑，两年来一直困绕着笔者，还担心若是这问题始终得不到一个答案要怎么办呢？

感谢神，奇迹终于发生了。笔者在2016年的11月间在网路上惊见在2015年10月25日登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1919年官话和合本的奇妙之旅》。作者毕家兴是《信、望、爱电子报》的编辑。他成立了一个叫“信、望、爱珍本圣经数位典藏系统”。他说，经过几年的搜寻和收集，并在台湾圣经公会和一些收藏家的相助下，已找到395本古圣经，但就是找不到1919年出版的那本圣经，而这本圣经却是最重要的一个版本，因为以后的《国语和合本》都是根据它而来的。无奈之下，他在电子报上登出一则《征求1919年官话和合本》的广告。有一位姐妹回应说，她的教会有这样一本圣经，而且是当年翻译委员会会长富善的孙女赠送的。文章中虽然没有透露那位姐妹的名字和她的教会的名称，但从文中所说那本和合本是富善的孙女赠送的，就知它所指的就是我们教会的那本《官话和合本》了。这样一来，毕家兴编辑当然喜出望外，因为这弥补了“珍本圣经数位典藏系统”上的一个重大缺口。

对笔者来说，两年来悬挂在心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那就是，我们可以确认教会的这本《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就是目前所知世界上唯一仅存的1919年出版的圣经。这是何等宝贵！再加上它是翻译委员会会长富善牧师自用的一本，它的意义就格外重大了。按文章说，这位姐妹告诉毕编辑，她很少看他的电子报，不知何故，有一天心血来潮就上网看了，且看到了那则征求广告。他们都认为，这样巧合的事，必是出于神的引导和安排。

后来从葛开元传道得知这位姐妹就是黄绵媛姐妹。黄姐妹和她夫君崔毅恳弟兄是教会差派到台湾乡福会事奉的一对夫妻。他们一年有十个月的时间都在台湾。2017年2月他们回来了。笔者终于有机会与黄姐妹谈论富善圣经的事。她说，她首次得知教会有1919年的和合本是黄浩新牧师在教会讲述它的来源和将它修复的经过，第一次看到它是在一次特别聚会中的展览会上。她说她应《信、望、爱电子报》的要求，将修复好的和合本一页一页拍照后电传给他们。我们实在要感谢她发现了那则征求广告和之后配合《信、望、爱电子报》所做的事工。因有她的善举，我们才敢说，这本和合本确是现今所知的孤本。

2016年10月间，Sally Hurlbert姐妹又将她祖父用来翻译和合本的那本英文圣经赠送给我们教会。这是一本以黄皮为封面的圣经，已显得古旧。但一般情况尚称良好。暂时用不着修补。书名是：English Ver­sion of the Poly­glot Bible。它是属于阔边的一种，便于做页边注释。而富善的这本圣经几乎每页都有他的注释。在《旧约》的“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和“以赛亚书”这几卷书上的注释最为绵密，有中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文的注释所占的面积最多，都出自四书、五经、古语、成语、俗语，也有引自唐诗、三国志和苏东坡的文句。字迹工整细致，有的细小如蚁，一眼看去，究竟是写的还是印的都难以分辨。见者莫不啧啧称奇，叹为观止。

这样一份礼物，对教会来说，可谓是锦上添花。真不知何故竟蒙神如此眷顾，让一间默默无闻的小教会独得这两件傲世宝物？想来，李商隐的诗句“天意怜幽草”莫非就是描述这样一种情境吧！

2016年11月间，笔者已确知教会所拥有的《官话和合本》是孤本，又看到了富善用来翻译它的英文圣经。这两件事给笔者解答了主要疑问，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疑问。于是决定亲自去拜访这位慷慨的Sally Hurl­bert姐妹。

2016年12月9日，在太太赖润珍姐妹和柯吉文弟兄的陪同下，我们一起按约定的时间去Avon拜访她。一进门，她就说，她在教会常看到我们。还说很久以前教过柯弟兄的女儿Melody。坐定后，笔者将修复好的《官话和合本》和一张修复前的照片给她看。她十分惊讶，对修复好的圣经赞不绝口，连问工匠怎么做的？笔者告诉她整个修复经过，她听到后非常高兴，知道教会是珍惜它的。笔者又告诉她，她赠送给教会的和合本，经过笔者和圣经专家的查证后，确定是世界上唯一仅存的1919年《官话和合本》，她连说，真的吗？真的吗？显出她替中国保存了如此重要的文献，感到难以置信。后来她捧着和合本跟我们拍照时，笔者看到柯弟兄坐在Sally Hurlbert的右边，顿时意识到柯弟兄是马偕博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的外曾孙。马偕博士是第一个到北台湾宣教的加拿大的基督教宣教士；而Sally Hurlbert姐妹则是富善的孙女。富善是从美国到中国大陆的宣教士。他们各自在海峡两岸分别做了先驱性的宣教事工。现在他们的后代，在没有刻意安排下，竟然并肩而坐，捧着世界上仅存的《官话和合本》圣经一起拍照，这实在是太奇妙了！笔者与赖润珍姐妹厕身其间，与有荣焉！

Sal­ly Hurlbert姐妹告诉我们，她父亲生长在中国，在美国受教育，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教授。他晚年将自己的大批书籍和文件，包括祖父留下给他的书籍和照片，分成两部份：一部份赠送给哥伦比亚大学；另一部份赠送给威廉斯学院。笔者问她，何故他没有将1919年的中文圣经和富善的英文圣经随其他的文物一起捐赠给那两所学校？她说，她父亲很珍惜它们，视为家宝，舍不得捐出去，要保留在自己的家庭中。笔者又问她，她父亲谢世后，留下三位子女，何故这两本圣经会在她手中？她说，当时她母亲患脚疾，行动不便，而且就母亲的家来说，她比其他两位弟妹住得较近，于是，处理父亲遗物的事就由她来负责。两位弟妹看中家俱和地毯，她则只要书籍和照片。所以祖父的两本圣经以及他编着的字典、中文圣诗和照本等等，就由她保管了。笔者又问她，她对儿时的中国有什么印象？她说她对中国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位照顾她的阿嬷（Nanny）。阿嬷带她出去玩，教她唱歌。有一首中文歌她还记得，说着，说着，她就唱起《耶稣爱我》这首中文歌给我们听，真有趣。

富善在1836年出生于麻州，在七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父母务农，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1857年，他进入威廉斯学院就读。这所学校以引导美国人往海外宣教著称。1806年的“干草堆祷告会”就发生在这里。一次，富善听了一位名叫William Schaufn­er 牧师的布道，深受感动，就决志要做一位海外宣教士。从威廉斯学院毕业后，上了一年神学院，又到另一所神学院去修读希伯来文，给他打下了日后译经的基础。

1865年，富善接受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的差派与新婚妻子去到中国。就这样，他在中国度过整整六十年的宣教士的生涯。参加译经之前，他曾在北京附近的通州建立教会传讲福音。后来又在华北大学和通州神学院担任教职。

富善到了中国，勤学苦读，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据称，他是当时所有宣教士中北京话说得最标准流利的一位。他的中文造诣可从他编着的《袖珍汉英字典》和他与人合编的《颂主诗歌》中自己的34首作品和译词中看得出来。他的这些背景，让他成为一位最恰当的译经者。而他生平最为人称道的成就也就在译经上面。他在翻译《官话和合本》上的贡献，举其荦荦大者，至少可归纳为下列三点：

一、富善是前后参与白话文译经的十六位委员中，唯一全程参与者。二十七年中，委员会所召开的会议，他从未缺席。他是委员会的灵魂人物，对译经工作的整个过程，发挥了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作用。

二、在他担任委员会会长任内，他将分散在各地的翻译委员集中在北京，全时间专心从事翻译。这样，译经的进度加快，也省掉了委员们为参加会议在旅途上所耗费的时间和奔波之苦。

三、按规定，七位委员中，各有一位中文助手（老师），必要时，提供文句的饰润和用字用词的推敲。开会时各带一位出席。但他们只有权在会中参与讨论，没有权参与表决。富善担任会长后，他将这一惯例修改，让中文助手有权参加讨论，也有权参加表决。这项措施，不但确认了中文助手对译经的贡献，提高了他们的士气，也大大的有助于将译文迈向信、达、雅的最高境界。

近一百年来，由于时局的关系，中国基督徒历经战乱和遭受迫害，经常要生活在苦难和煎熬之中。白话和合本提供给他们一本平易近人，浅显易懂的经文，使他们心灵获得慰藉，让他们抱着信心和盼望去面对现实。即使是人生到了最后阶段，也有盼望，盼望永生的光明，而不是等候黑暗的来临。白话和合本，在这一方面，居功甚伟。

翻译白话圣经的策划早在1890年就开始了，而白话文运动则到了1919年才发生。说起来，那批西方宣教士对中国的白话文运动，竟然在无意中扮演了先驱的角色。胡适称赞和合本圣经是中国第一部最完美的白话经典巨著。又认为白话圣经的翻译工作，对推动新文化有很大贡献。白话和合本的出版和成功，催化了白话文运动；而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又替基督教在中国开辟了一片大好禾场。两者相互效力，造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于1919年4月22日在上海出版；白话文运动则在同年5月4日在北京开始。两者前后只有十二天。这两件各谋其事，却相辅相成的大事，发生的时间竟然如此接近，一南一北，前呼后应，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和祂的安排呢?

最后，不妨将话题回到富善的两本圣经上。它们落脚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享受到千万中国基督徒享受不到的福分。我们可以亲近它们，翻看它们，也可以研究它们。我们有机会体认到今天手上所捧的圣经乃是百年前一批西方宣教士和他们的助手长期努力的心血译作。里面蕴藏了他们的爱主、爱华和救灵魂的热力。而它所散发出来的热力，也只有我们这些近水楼台的弟兄姐妹最能感受得到。看到了富善的圣经，就像看到他本人；看到了他的英文圣经中一页一页的注释，就好像听到他说：“和合本得来不易。”今后读经时，每当富善的圣经在我们的脑际中浮现的那一刻，怎能不格外认真呢？因此，笔者每每想到这份丰富的大好礼物，不禁低徊赞叹：“富哉！善哉！”

这件事上，我们要大大地称谢主的恩典和安排。对Sally Hurlbert姐妹的慷慨捐赠，我们要向她致最大的敬意和谢忱。最真诚的感谢和致敬，莫过于好好的珍惜这两本圣经，给予最妥善的保管,并让更多的人士知道它们的存在和意义。 

李鸿长 来自台湾，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