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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是战士
文/何当
生命季刊 第48期 2008年12月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10:34）
读旧约的时候，我总是很奇怪，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没记性？才经历过神的恩典，没几天就忘了，开始抱怨神；才在神的击打和管教中悔改、转回，很快就故态复萌，转而敬拜偶像。我一直不明白，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快就忘了民族的历史甚至个人的生命经历，一再犯同样的错误？我甚至怀疑，神是不是有意拣选了一群特别不长脑子的人？
但越看教会的历史，我越发现，这不是以色列人独特的个性，乃是所有犯罪堕落之人的本相。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不长记性，时常随从今世的风俗，听从荒谬的言辞，以不洁眼目所见的为道路，以欲望之心所想的为真理，总是忘记神从始至终的作为和从未改变的话语。我们总是要把信仰建立在自己的“智慧”上，如同经上所说：“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耶利米书18:15）
对今天中国教会很多新一代基督徒而言，“三自/家庭之分”，似乎已经成了一件与个人信仰毫无关系的事情。那不过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一个历史遗迹，越来越没有实际意义，只等着在时光的流逝中慢慢湮没。更有“积极的”观点认为，时代变了，情况变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以下简称“三自”和“家庭”）应该抛弃前嫌，握手言和，实现中国教会的合一，才能更好地在世界面前为主作见证，更好地传福音。
正如法律上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是正义的重要前提一样，判断方法的正确也是我们正确判断一件事的重要前提。要认识上面所提到的观点问题何在，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三自和家庭的“前嫌”到底是什么？
2）导致三自/家庭之分的因素消失了么？
3）教会合一的基础和关键是什么？
恰恰是在这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上，很多人是糊涂的，这显出当代基督徒—不论是三自还是家庭的信徒—信仰上的两大危机：1）对所信之道的模糊；2）对教会历史的模糊。前者是对神启示之话语的模糊，后者是对神历史之作为的模糊，简而言之，是对所信之主的认识模糊。由此，如何理解三自/家庭之分，就成为检验基督徒对其声称所信之主有无真正合乎圣经之认识的标志之一。在此，我愿意做一点仓促而简略的分享。
当然，在今天，“三自”和“家庭”这两个概念所指代的人群越来越不清晰。有人宣称自己不是三自教会，有人觉得自己不是家庭教会，有人则指出要区分三自会、三自下属的教堂、爱主的传道人和会众。因此必须指出，本文的主旨不在提出一个解决三自/家庭问题的可操作方案，因此无意做类型学的讨论；而是要以“如何看待三自/家庭之分”这个问题为例，思考在面对世界和历史的时候，什么是基督徒必须认清的基本属灵现实。
一、三自/家庭的分野何来？他们之间的“前嫌”到底是什么？
所谓三自/家庭之分，并不是一个1950年代才出现的政治问题，而是导致西方教会动荡与没落的自由主义神学传入中国后，中国教会在该问题上长期争论的延续。导致这一分野的内在因素是双方整个信仰体系的截然不同，“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外在因素则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中，基督徒被迫就信仰问题做出政治性选择，并被迫得到政治性的评价与对待。
从二三十年代起，就有后来以王明道为代表的“基要派”和吴耀宗为代表的“自由派”的分歧。王明道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开头说：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教会同世界的教会一样的，都存在着信仰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发生在‘基要派’（Fundamentalist）与‘现代派’（Modernist）之间的。‘基要派’是信仰基本要道的，他们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信圣经中所记载的：基督藉童女降生，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在各各他山上为人舍命流血，成就了救赎的大工，死后三日身体复活，出了坟墓，四十日以后被接升天，坐在神的右边，将来还要再来到地上，接衪的门徒，使他们复活、改变，得着属灵的、不死的身体，与他自己复活后的荣耀身体相似，以后在地上施行审判，最后建立他的天国。‘现代派’却对这些要道都表示不信，但他们不明说他们不信，却用一种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解释，来讲解这些要道。他们说他们并非不信这些要道，他们也信，不过他们的解释与‘基要派’的解释不同而已。”1
这个争执本质上是一个信仰立场之争，而不是所谓政治、神学之争。只不过这种对立后来为政治力量所介入，所利用，以至于变得与政治有关。这不是教会要干涉政治，而是政府要干涉信仰。在194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三自/家庭之分虽然总是牵涉到政治，但其内核从来都是一个信仰问题，至今依然如此。
但如果我们对历史的解读到此为止，那依然不够。已经有人指出，今天的三自已经“逐渐被一批忠心于基督的教会领袖，带领进入西方传统保守的基要主义神学思想的阵营中。这是教会的美好得胜” 2，换言之，当初主掌三自的那一批现代派大佬已经逐渐成为历史，三自从整体上已经不再是自由派神学，而是相信诸如圣经无误、童女生子和复活升天的基要派了。既然大家都是基要派，为什么不抛弃前嫌，力争合一呢？这难道不是成见和私欲在作怪么？
我对三自没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不敢评论这个说法。但首先，就我所接触到的，今天三自的神学除了自由主义之外，也明显受到新正统主义的影响（新正统主义和自由主义显然有历史和内在逻辑的传承关系），而家庭教会大体上仍然是基要的。其次，更重要的是，三自/家庭问题所指向的，引发普世教会动荡的自由派与正统派之争，乃是一个从释经方法论出发，引发了基本教义之争，继而在实践上影响了教会治理和政教关系等方面观念动荡的争论，是基督教信仰体系整体的争论。
这种全面的信仰之争，在中国五十年代的特殊环境中，表现为是否参加三自的分歧。在这特殊议题背后的，不仅仅是“是否相信童女生子”这样基本教义的争论，也包括对教会论和政教关系的认识分歧。正如江登兴弟兄所说的：“这个争战，除了是教义的争战，也是教会论的争战。就是教会是否有独立于政治的自由，政教是否分离。”3
不同的教义立场，会在实践上导致不同的政教关系认同，这对任何一个清楚了解自己的信仰体系，而不是糊涂地相信的基督徒都是很自然的。吴耀宗等人当初之所以死心塌地地加入三自，其“社会福音”立场乃是重要的内在因素。因此，王明道称吴耀宗至少很“诚实”，因为他怎样相信，就怎样做了。而王明道自己的抉择也是基于信仰立场：
“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是基督徒；但他们伪装基督徒，混在教会里面，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虚构的道理，去迷惑信徒，败坏信徒的信心。这些人是教会中的窃贼，是混入羊群中的披着羊皮的豺狼。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起来揭穿他们的真相，反对他们，使他们不能伤害神的羊群。对这些人谈不到尊重，更谈不到团结。根据圣经上的教训，我们根本就不可接他们到家里，也不可问他们的安。因为问他们安的，就在他们的恶行上有分。”
需要注意的是，王明道等人不加入三自，不仅仅是不愿意和“不信派”搅在一起。当时政府也曾提出，让这些“独立派”教会自己组织起来，只要愿意接受政府宗教部门的领导，他们也可以不加入三自。然而这个建议也被拒绝了。4 由是观之，王明道等人不加入三自，恰恰是为了坚持教会“三自”的根基──自治！这是一个基督徒在教会论上的明确立场。在电视片《十字架》中，袁相忱也特别指出，在“不信派”的理由之外，他们当年的选择，乃因为“基督才是教会的头”。
那一代的基督徒固然有很多软弱和失败，但历史走过来，我们要说，三自和家庭的分别是神旨意下的分别。神借着三自运动，要试验他的百姓，“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士2:22）；并把1949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于教会中的“不信派”和真正的门徒区分开来，以洁净他的圣殿，建造他的身体。“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1:10）
家庭/三自之分是一个纯粹的信仰分歧，只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下，表现为一个必须在政治上作选择的信仰问题。所以，即使导致该信仰问题被政治化的因素消失了，问题本身仍然存在。它不能被消解，而必须被回答。
二、导致当初三自/家庭之分的内在与外在因素消失了么？
从五十年代到如今，时代不同了，环境也确实改变极大。治理中国的这个党在自身意识形态上的坚定和清晰程度已经大不如前，越来越从一个革命党而转化为执政党；比起从前对共产主义的执着与憧憬，现在的领导人更注重国计民生，强调民族、国家与自身群体的现实与长久利益。在这样的治国思路之下，政府对于宗教的观感不再像以前那么偏激，信仰环境明显宽松许多。
但是我们讨论的不是政府对教会观感，而是政教关系。大概除了毛泽东在文革中一段时间之外，这个诞生于中国内忧外患背景下的党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政党，而是带有民族国家意识的组织。在党的眼中，教会这个今天达数千万人之众的群体能否被其掌控才是核心问题，至于基督教教义，从来就不是党最为关注的。即使在五十年代，宗教问题也不仅仅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形而上学冲突，相反，一定程度上给予教会口头传讲的自由，这是实现对教会身体的掌控所必须的代价。他们的目标乃是国家的彻底极权化，以至于作为执政者，他们可以掌控全局，随心所欲地，尽最大可能地调动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去完成自己坚信是正确、有益的执政目标，无论这个目标是共产主义还是和谐社会。
就这个目标而言，教会最不能为党所容忍的，不是她宣扬有一个上帝，一个救主，甚至也不是她等候一个末日，而是她不愿意接受党从精神到身体的全面领导，为其役使，去完成党所希望达成的目标。她要追求真正的“三自”！这一点上的坚持，这一点上的矛盾，五十年代如是，今天依然如是。
真正基督的教会愿意顺服政府行政上的权柄。我们相信，是神赋予今天这个政府以治理这块土地的合法权柄；真正的基督徒也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有着深沉的爱恋。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海外的传道人在讲台上为中国留出眼泪。基督徒愿意也应该完成作为中国公民的各样职责，但唯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头。圣经把基督和教会关系比作新郎和新妇，这样的关系是如此私密，以至于是独一而排他的，任何人或者势力都不能僭越基督对于教会的位置！5
曾有三自一个姊妹这样批评家庭教会说，等我们去了天上，难道神会问我们是属于三自还是家庭的吗？不会的，神会问我们传了多少福音，做了多少见证。到那时候，你们会发现，咦，怎么某某我们所抵挡的人也在天上？—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想象，但可惜，美好的想象不能够代替圣经的教导。神用整个新旧约圣经向我们表明，爱首先是忠贞。基督徒真正爱人灵魂的心唯有来自爱神的心，不爱神的基督徒不可能对世人有合乎圣经教导的爱。教会既然做了基督的新妇，忠贞才是她爱神最大的明证！一个不忠贞的教会，一个平时也读经、证道、祷告、传福音，却在关键时刻向世界的权柄低头，向别神跪拜的教会，不可能去传“唯有基督”的福音，也不可能做“只忠于主”的见证！6
今天，政府对于教会组织顺服于他，听命于他，为完成他的属世目标而存在的要求没有改变。虽然并非每天都受到逼迫，虽然我们有暂时而有限的“信仰自由”，但中国的政教关系环境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政府依然期待以他的政治手段“团结”教会。而三自，那曾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不忠于主的抉择的所谓基督教会，有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向我们显明，在政教关系立场上，他们已经与其前辈分道扬镳了呢？
当外在和内在因素—现实政教关系与教会论冲突—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的时候，三自/家庭的分野状态也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仍是一个不得不带上政治色彩的信仰分野，而基督徒也不得不继续单单为了信仰而做出政治性的回应。
三、教会的合一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应在什么方面合一？
随着时间的进展和环境的变化，在不远的将来，三自问题会成为历史遗迹，“家庭教会”也可能不再是恰当的指代概念。但同时，三自/家庭现象背后的本质性问题将继续，正如它在此之前就存在一样，那就是：教会到底是什么，她和世界的关系如何，什么是教会信仰的核心及根基？所信的道，我们的前辈已经守住了，我们如何在变幻的时局中继续抓住本质问题，守住古旧的福音，这成为当代教会的功课。
没有任何人和群体能代表、整合或掌控整个中国教会，或在教会的政教关系转型过程中做“操盘手”，即使是中国政府也不能。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成为教会合一的基础与理由—除了信仰本身。只有在对基督、十字架和福音的深刻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教会的本质，教会和世界关系本质的正确认识中，中国教会才会走向真正的合一。
而在三自/家庭问题上，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信徒，显出的不仅仅是对中国教会历史的陌生，更是在教会基本信仰上的教导存在疏忽与偏差。我们所教导的，信徒所接受的，是被拆散和修饰过了的福音。“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8:11）
一个现象就是，三自和家庭因为长期在不同的处境之下，信徒虽然读的是同一本圣经，但是看圣经的眼光，对做门徒的理解已经不太一样了。大致上，三自信徒以“爱”为根基来理解整本圣经的教导和基督徒的信仰人生，而家庭教会的出发点则是“圣洁”。所以，三自信徒对家庭教会的人最常见的批评就是“没有爱心”，而家庭教会反过来则很容易看见三自仍然没有摆脱“不忠于主”的地位。必须承认，出于诸多原因，家庭教会一些人确实存在爱心不够的问题，有时候喜欢走极端，对别人很苛刻。但反过来，三自对于圣经所讲的“爱”其实抽掉了很多的内容，更因为政治上的桎梏而变了味道。我很怀疑，有多少人说得清楚，上帝agape的爱，和这世界人人都放在嘴上的“爱”，和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1882–1944，荷裔美籍历史通俗读物作家）所说的“宽容”，甚至和佛教所说的“慈悲”有什么本质区别。
如前所述，忠贞和圣洁是爱的重要特质，而三自所教导的“爱”实际上少了“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坚守对主的忠贞的部分，也不教导信徒如何从持守圣洁的角度看三自被政府所掌控，成为了政府的工具，掩盖了中国没有真正的信仰自由的事实。或者三自整体的神学体系建构有极大的混乱和断裂，或者其“基要主义转向”只是表面或个体现象。这时候，三自与家庭的任何“合一”都不会是真理上的合一，而不过是人为的、形态上的“二人成为一体”。这种“合一”只能使家庭教会跟随三自，远离主的道路，遂了政府掌控教会的心意。
在政治联姻的可能性之外，教会其实有一桩更大的危机，就是在后现代文化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中，信徒对信仰的理解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自我中心，越来越只从个体生命的幸福与不幸角度认识基督的救恩，而对教会整体，对神的国度越来越不感兴趣。基督教信仰越来越被简化为一个缺少真理的“爱”，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也越来越与十字架无关。在这一点上，三自和家庭倒已经开始“合一”了。7
梅尔•吉布森演过一个片子《我们曾是战士》（We Were Soldiers）。今天很多教会也正在用这样的时态（过去时态）布道，用这样的语法教导：教会受逼迫的时代过去了，如今是做盐做光的时候；教会为教义咄咄逼人、彼此争执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和平、和谐与和好的年代；信仰的要旨和时代的主题不再是与世界争战，而是彼此相爱；我们不再是“基督精兵”而是“和平使者”；我们的榜样不再是王明道，而是特蕾莎修女。真的，基督徒是因爱成义的！
然而历史不仅仅是世界历史，也是救赎历史。在肉眼可见的世界改变之上，圣经的真理是：
1）这世界是上帝之下的一个整体；
2）这世界整体上是一个属灵战场。
对于基督徒而言，世界是上帝之下的一个整体，人被造而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全部的人生，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要顺服在上帝的统管之下；同时，世界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我们全部的人生际遇都是一场战役。“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6:11–12）信仰，就意味着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与这个世界争战。
对于传道人而言，世界是上帝之下的一个整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正统的教义必然包含合乎圣经的教会论；没有合乎正统教会论的教会实践，所谓“正统”就不过是理论上的四平八稳，而不是生命上的跟随基督。“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2:26）服事，意味着教导信徒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与这个世界争战。
不是我们心存恶念，不愿宽容，喜欢打打杀杀，党同伐异。历史本是一场战役，世界本是一个战场，世人本生存于隆隆的炮火中，这是真相本身。世上有很多宣扬和平的口号，普世合一运动，绿色环保主义，和谐社会之类，这些东西从内容上看似乎挺好，究倡导与跟随者之心，大概也有真诚的成分；但是，撒但要借着这些好心人所做的好心事，使世人并基督徒忘记，唯有在基督里，才有真正与永远的和平，而这和平只能来自上帝对撒但的得胜。正如马丁•路德说的：
“上帝的道最确定不变的结果，就是使世界因之处于骚动混乱的状态之中。……这世界和它的神不能、也不会忍受真神上帝的道，而真神上帝不会、也不能保持沉默；所以，当这两个神彼此对抗作战时，除了骚动混乱之外，这整个世界还能拥有什么呢？”8
不认识这个宇宙性的真理，没有属灵的“敌情”观念，我们就不能真正看懂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中的任何问题，不管是三自/家庭之分、教会登记这样的“大问题”，还是个人情感生活那样的“小问题”。中国教会的合一，基督徒的彼此合一，只能是同归于真理，具体到本文的内容，首先是具备上述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来10:12–13）“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来2:8）基督徒啊！请睁眼，请看见，请记住！我们如此热爱那真正的和平，如此渴望那永远的平安！但是，直到主荣耀的再来，直到撒但的权势被彻底摧毁，这世界仍是一个战场，我们仍是战士！
注释:
1.引自《王明道文库精选》，下同。
2. 小光，《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下载自http://goodreading.org/），31页。
3. 江登兴：“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传承与更新”,《教会》2008年1月第1期（总第9期），19页。
4. 参见王明道口述，王长新整理，《又四十年》第十二章<全国会议以后>，XX页：“开过这次会以后，政府知道王先生的态度非常坚决，绝对不肯参加‘三自’，就另提出一个建议，告诉这些教会的负责人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政府提出新的建议，不参加‘三自’的团体当然要做出回应。于是彭鸿亮先生和杨襄城先生召集没有参加‘三自’的人去基督徒会堂开会。……最后由王镇牧师作总结。他说：‘每个人参加学习，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团体也不以教会的团体参加。’这样，就把李处长的新建议给拒绝了。”
5. 显然同样地，教会倒向另外一边，从理念到行动都成为另外一些力量对抗政府，实现政治性目标的工具，这同样是不忠于主。台湾长老会深陷“绿营”就是一个例子。
6. 这当然不是说，神不能使用这类基督徒领人归主，或他们一定不得救。“救恩出于耶和华。”（拿2:9）
7. 在“后三自/家庭时代”，曾经的三自和一些家庭教会将联合起来，反对另外一些前三自和前家庭，导致这种联合可能的关键词包括：新正统主义、灵恩运动和文化使命。
8. 马丁．路德，“论意志的捆绑”，《路德文集第二卷》，上海：三联，2005，333页。
何当 “海归”基督徒，曾在德国留学，现在中国大陆事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