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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宣教士在广西（续二）
文/理力善著 文思译
生命季刊 第52期 2009年12月
反教风起
1926年初，一股反基督教风潮刮起，梧州陷入混乱之中。敌挡福音的人到处搜寻城里的信徒，一旦发现，就在其家门上贴上纸条，写着“这里住有基督徒”，从此信徒全家就会遭受那些暴民恣意施行的各种逼迫。
一个专门成立的委员会要求我们交出一切宣教产业，包括思达医院、宣教士宿舍和全部传道基金。其后某个劳工组织又号召举行反对我们的罢工，所有的基督徒医生、护士、病人都被赶逐。在死亡威胁下，中国基督徒被迫离开教堂，无法再参加我们的布道会，但在私下里，他们依然秘密举行聚会崇拜。
宏道女学堂的校长（Mrs. Sin Yee Koo）被拘禁，对方要求她把全体女学生交给他们。她断然回答说：“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我决不会把任何一个学生交给你们。”当晚，全部女学生都藏在我们医院五楼，随后悄悄下船，将她们送回乡下的家中。
那些和我们友好的梧州商界朋友也收到恐吓，如果再向我们出售任何商品，就会丢掉性命。显然，事工已经无法继续开展，我们只得把浸信会书局、宿舍、医院等关闭，暂时离开这个城市一段时间。
翌日一大早，开往广州的一艘汽船即将启航，水兵和船员帮我们把柜子、箱子、医院的设备等从岸边搬上汽船。梧州警方接管了宣教士的财产。其他宣教士上了医院的机动船，在美国炮艇的护卫下驶往广州。
我太太和孩子已经先到达香港附近的一个小岛。很快，我们全家登上一艘美国轮船，返回久别的故乡，重逢得克萨斯明媚的阳光。
得克萨斯州Bonham西部的农场是我幼年时生活的家乡，孩子们在这里见到了亲爱的“奶奶”—我的母亲。
在老家的日子温馨而甜蜜。我和母亲、妻子、孩子们一起，约齐各位兄弟姊妹和表亲堂亲，济济一堂围坐在长桌前，一道享用肥美的火鸡、酸莓、蛋糕和馅饼。
我原本打算在这一年去Fort Worth的神学院进修一些课程，还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但海外传道部（Foreign Mission Board）亟需筹募宣教基金，我只好代表本部，继续去全国各地宣讲，介绍海外布道的事工。
1928年3月8日，我们从Fort Worth乘火车去加拿大温哥华，在那里踏上返回中国的旅程。在到达温哥华之前，太太却感冒复发。上船后医生立即要求她卧床静养，我只得带着几个欢蹦乱跳的孩子，在船上的甲板到处转悠。
重返工场
回到梧州，发现这里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两年之前，我们教堂的房屋被破坏，电灯全部被偷走，风琴被砸烂，窗户被拆毁。门前有人把守着，阻止任何人进入教堂做礼拜，基督徒都被赶出去，到处笼罩着阴云愁雾。
但现在完全变了样。教堂内张灯结彩，大堂内挤满了人，连讲台上都坐满了小孩子，屋后的门外也站满了人。他们都是来聆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我们的第一场布道结束后，留下来参加慕道学习班的超过一百人。人们饥渴地寻求救赎之道。
城内各处都举办起福音布道会。连续两个星期内，我们的教堂里每晚都挤满了无数渴慕救恩的灵魂，超过两百人决志相信耶稣。看到人们对十字架福音信息的态度如此奇妙的改变，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
我在俄克拉何马的舅舅理维斯（Lon Reeves）和他的两个儿子送给我一顶新帐幕。顶篷可分成三块，四边可分成两半，卷起折迭后可以放进几个大袋子里。我们下乡巡回布道时，就请挑夫用长竹杆挑着这些每个约三百磅重的袋子随行。我们还有大概四百张折椅。我们这支布道队一行人行进在山间小路上，俨然如一支小小的军队。在广西省的其他地区，我们则雇牛车运送这些装备。
当我们在村寨空地上支搭起帐幕时，立刻引起一阵哄动，人们蜂拥而至。帐幕内通常都挤满人，有时甚至几百人围站在帐幕外，听我们宣讲福音。许多人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因为有些乡村连一个基督徒也没有。
我教孩子们唱诗歌“在我父家一切皆美好”(Everything’s All Right in My Father’s House)。后来，每当孩子们听说我又要来村里，他们就走到村口，唱着“在我父家一切皆美好”来迎接我。有时，当我们路过某家小茅屋时，会听到里面的孩子在唱“是！耶稣爱我！”
1928年3月在美国发表的宣教报告中，我这样写道—
请跟我一起踏上布道之旅，看看主所行的奇事吧。我们乘机动船从梧州沿河而上，沿途一有机会，我们就靠岸，向路人分派或出售基督教书籍。途中经过的市镇中，若有浸信会的教堂或布道所，我们就带上行李登岸，入屋打开大门，招呼人们进来。很快，男人和男孩便挤满一屋，传道人开始讲道，有些人以前听过，有些人则闻所未闻；有人听后希望知道更多关于这位奇妙救主的道理，有人当即决志接受耶稣，当然也有人不为所动。
在一个未有教堂的地方，渴望听我们布道的人们，打开了祠堂的大门。昔日他们在这里拜祭祖宗多年，今天却要在这里领受生命的信息。在另一个村庄，我们布道结束后，人们放起了鞭炮。这是中国人表达喜庆欢乐的方式。
在一处山区布道时，有人从更偏远的深山捎来一封信，请求我们进山去他的村寨，因为当地有几位男子希望受浸。经过一整天翻山越岭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抵达写信人的村子。当晚，主人把所有邻居请来听福音。我们教会的中国传道和我两人，对着露天席地而坐的一大群男人和男孩讲道，而女人和女孩则站在一边的暗处静听。
次日早晨，又是一场我们已经熟知的见证分享聚会，几名男子一个接一个出来讲述主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讲述他们如何弃绝拜偶像、拜邪灵、赌博、撒谎等。现在他们已经决志跟随耶稣，每日祷告，希望受浸。
我们很稀奇在这个从没有人来布道过的深山村寨里，怎么会有村民认识并接受神的救恩。他们告诉我，是邻居盛弟兄向他们传福音的。他外出跑生意时，在我们的一间教堂里听到福音，并受浸接受耶稣为救主。其后返回山村，向邻居们见证主在他身上的作为。结果，就是这么一个平信徒撒下的种子，我今日得以在此地给八个男村民施浸。但是，对这几位新基督徒而言，这却是一个忍受试炼的时刻。在水塘里受浸时，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的母亲就站在塘边，嘲笑自己的儿子成为耶稣的跟随者。
爱女归天
1930年11月，我们年仅五岁的小女儿玛莲（Marian McNair Ray）患上腺体热症，这场疾病把她暂短而欢乐的在世生命带到了终点。尽管医生们竭尽所能抢救，但天父的旨意是召唤她“回家”。当孩子准备去住院、踏上返天家之路前，她很仔细地收拾好自己的玩具娃娃和娃娃的衣服，然后对她的母亲说：“妈妈，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去。”她仿佛已经看到了天父家荣耀灿烂的美景，她最后说：“妈妈，哪一间是我们家的房子啊？”随后不久，她美好的灵魂就被天家的使者接去，等待着我们将来在天上的重逢。她和她的中国小伙伴在一起玩时最爱唱的诗歌，就是“在我父家一切皆美好”。
我们把她安葬在香港跑马地坟场。
在梧州，我们的儿子大卫和但以理开始学习课程了，由他们的母亲当教师。山德士医生（Dr. J. R. Saunders）的女儿也教了他们大概一年左右。后来，是一位中国小伙子教他们，直到我们回国休假为止。
在那场大萧条期间，美国信徒的捐款减少，海外传道部因缺乏经费，指示我们关闭梧州的浸信会书局，但珍妮特和我从微薄的薪金中挤出一部分钱，尚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一天早上，当我们的帐幕布道队整装待发时，我祷告说：“主啊，请告诉我该怎样处理书局的事情。如果你愿意让它继续开门，请帮助我明白你的旨意。奉耶稣的圣名，为主的事工祈求，阿们！”
离开梧州数英里，我们在山路上遇见一个男子。当他抬头望见眼前这个身高体大的白人时，就说：“哦，你肯定就是理力善宣教士吧？我在书局见过你。我在你那里买了一本新约圣经带回家读。现在我已经信耶稣，又带领全家都信了。后来我们向人传福音，现在有四五十人要求受浸，还准备建立一间教会呢。”
这就是主对我祷告的回应！既然一本新约圣经在一位原先不信主的中国男子手中，可以赢得这么多宝贵的灵魂，那么，无论要付多大的代价，都值得把基督教书局继续开办下去。我们知道，靠着神的帮助，我们可以维持书局的运作。
在另一次布道旅行中，我们在一个村子搭起帐幕、摆好椅子，准备第二天的礼拜布道，一直忙碌到天黑。当我们筋疲力尽躺下入睡后，半夜时分，一个村民把我叫醒，急切地恳求说：“我的姐姐病得快要死了，你赶紧去救救她吧！”
我明白自己不是医生，无法医治那位女病人。但此时如果我不去帮助她，那倒不如拆下帐幕、卷铺盖走人好了。于是我立即起床穿衣，到另一个帐篷叫醒随行的女读经员（负责教妇女和女童读圣经的女传道人），和她们一起赶往病人家中。
那家人已经把女病人搬到屋外等死。他们的迷信思想认为，如果人死在屋内，鬼魂就会留在家里不走，那么这间房子就必须烧掉。
当时我随身携带的唯一药物就是一些镁氧乳剂，原是为自己下乡布道数周期间万一消化不良而准备的。我叫一位女读经员烧一点开水，然后让女病人就着温开水喝了一剂药。我开口大声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没有能力施行神迹，我不懂怎样医治这位妇女。我已经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了，现在我把这位女子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旨意成全。”
随即，那位妇女的病情就开始好转，到天亮时，她居然可以帮家里做早饭了。原来她患的正是消化不良症！这实在是神以奇妙的方式为我们的布道开路，让村民得以敞开闭塞的心灵去接受福音。
在1931–1932年冬季期间，我们福音帐幕队的足迹踏遍广西省的四个城市及周围的乡村，听众数以千计，其中许多人是第一次听闻基督拯救的福音，很多人离弃偶像的黑暗，跟随耶稣，转向光明。
我们准备去一间新建的大教堂布道。在前两天的一个晚上，一股劫匪刚刚偷袭了那个地方，搞得全镇人心惶惶。但我们抵达后开始布道时，一连几个晚上，教堂里都挤满了饥渴慕道的听众，每晚都有人接受基督为救主。
一支由年轻传道人组成的队伍从华北来到梧州。他们着重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世人脱离罪恶、获得救赎的唯一希望。很多不冷不热的信徒因此而重建与神和好的关系、走出信心低迷的谷底，那种祈祷和喜乐的景象，是我在中国从未见到过的。布道团的一位主要讲员（宋尚节）在美国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协和神学院就读期间，他加入了纽约的一间浸信会，得到重大改变，但迅即被视为精神病人并送进了精神病院，后来才被人担保出来。此时此地，他正竭尽全力，付出整个身心，引带他的同胞归向耶稣。
因大信医生（Dr. P. H. Anderson）和我也在南宁举办了一场福音奋兴大会。一天傍晚，在城墙东北角附近，我跪下祷告。我觉得自己如同雅各当年在毗努伊勒和天使摔跤一样，在祷告中我摔跤得越久，就越无法停止，直至感到主的真实临在、祂的权能完全占据我的灵魂。那一刻，泪水溶化了我的心，这时我才真正明白被圣灵充满的感觉是怎样的。当晚，礼拜的时刻到了，我觉得不再是我自己在讲道，而是主透过我在亲自传递祂自己的话语。我有生以来从未感到如此大有能力。自从经历了那个日落的黄昏之后，我的生命和以前不再一样了。
穿越封锁
1937年夏天，日本进攻中国，战争旷日持久，许多原来自相残杀的中国军队迅速联合起来，抵御共同的敌人。不久，日军战机开始空袭梧州。梧州城内没有防空设施，居民们蜂拥至浸信会思达公医院内躲避日军空投的炸弹。思达医院是一座钢筋水泥砖砌五层大楼，是全城最坚固的建筑物。
在第一次空袭期间，太太和我带着我们的两个小女儿—七岁的露易丝（Lois）和三岁的玛丽（Mary Dee），也躲到医院里。当日军的轰炸机俯冲投弹时，天空和地面周围传来阵阵可怕的轰鸣和爆炸声，姐姐露易丝紧搂着母亲，尖叫着不停祷告，而妹妹玛丽却悠然地吃着她的红苹果。考虑到战争可能会持续几年，为了太太和女儿的安全，我把她们安顿在香港附近的长洲岛，住在岛上的一间小屋里，然后只身返回梧州。
日本把中国的整个沿海地区全部封锁，切断了对内陆的所有医药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没有医药用品，我们的医院就无法运作。于是，我决定采取一项极为冒险的行动—偷越日军的封锁线。
从梧州乘船向下游行进大约一百英里后，我在肇庆附近离船登岸，乘搭往南行的长途汽车。在等车时，正遇上日本战机的空袭，投弹轰炸、机枪低空扫射，乘客和当地驻军士兵立即四散躲避，我跳进身边一条干涸的土沟，仰面平躺在地上，利用沟边伸出的野草作掩蔽。一架架日军战机，像一头头巨大的红眼魔怪，呼啸着直冲到头顶，仿佛在高声咆哮：“啊！这次来要你的命啦！”紧接着，日机在眼前低空掠过，再陡然升起，在上空盘旋一圈后，又从另一个方向俯冲下来，投下一颗颗致命的炸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来回往返，我几乎觉得这场空袭看来没有尽头了。我不停向主默默祷告，求他在这死亡的威胁下保守我得平安。我听到附近竹林里一个军官在向士兵们下令：“不要动！不要动！”突然间，一架日机掉转机头，正对着我藏身的土沟骤然俯冲下来，我想：“这次可真的要中彩了，枪弹肯定从脚底直穿到头顶！”可是，它并没有投弹，也没有扫射。不一会，头上的敌机全都飞走了。
此时，站内只有一辆汽车，那个胖司机跑回来，跳上车，将空着的汽车一溜烟疾速开走了，把还来不及上车的乘客全都撇下。当第二辆车终于抵达时，大批乘客一拥而上，结果谁也无法从车门挤上去，于是人们从车窗爬进车，脚和头塞进去了，大半个身子却悬在车外。就这样，超载一倍的汽车摇摇晃晃地上路了。这时我只觉得，即使被日本飞机炸死，也至少比活活闷死在车内来得痛快一些。将近日落时分，到达一个市镇。我们雇了一辆私人汽车，把我们载到渡口，赶上了运客的拖船。晚上，我们转乘舢板，沿着一条长长的运河，穿过成片的稻田，驶向葡萄牙管辖的澳门。
我们出发的这地方，白天刚刚遭受过日军的一轮空袭，许多人被机枪打死，我们必须赶在日军开始下一轮袭击之前尽快离开这个危险之地。行出不远，却见前边一艘运砖的帆船倾覆了，横挡在河道当中，后面几百个又急又惊的乘客，呆在各自的船上动弹不得。我们船上的两个乘客和我一起弃船登岸，沿着河边的山路往前赶，走过那段堵塞的河道后，我们雇了另一艘小船，日出时开始启程，全力赶往澳门那个安全之地。我抓起一只桨，快速地划着，让同船的人看看我这个洋宣教士划船的功夫并不输给他们。一整天里，我们头顶灼热烤人的烈日，在河汊交错的航道中不停划行，还要小心躲避日军的搜索和袭击。不知经过多少个小时，太阳终于落山了，我们大大松一口气，不仅是因为气温稍降，更是因为日军在夜色中不容易发现我们。我们继续划船，当远远看见澳门岸上闪烁的灯光时，我仿佛看见天堂的光明一般欢欣鼓舞—惊险冒死的旅程总算结束了。
我从澳门搭船去香港，再转渡轮去长洲，全家都在那里等着我。我们又欢乐团聚了！
在香港，当我计划穿越日军封锁线重返内陆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都争着要和我同行。我告诉他们，我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甚至连我本人和我携带的物品的安全都保证不了。在最后组成的队伍中，包括十二名中国女性（她们都是教师或学生）、一位中国牧师和他的家属，两个逃出希特勒魔掌的德国医生，一名英国红十字会的护士，还有一个身高体胖的美国人，他特意要到中国来体验一下，以便写一部书。可真有他的！
在澳门，两辆中国拖车把我们所有的货物和行李装上船。之后，迎着天边的落日和拂面的微风，我们从码头启航。
澳门和中国内陆之间是一片开阔的海面。我们面临两个冒险的选择—白天航行可能会被日军的舰艇击沉；而晚上航行则可能遭遇海匪。我们决定冒后一种风险。
夜幕将临时，一伙男子划着一艘又长又窄的木船，悄无声色地驶到我们前头，向我们索要“保护费”。我们没有多问一句，尽快付钱脱身。
继续前行，又遇到另一艘海匪船，船上的人静静地划着桨，其中两人手持火枪，只要轻轻一扣扳机，准会打得人满脸开花。我们的人看见这阵势，不由得血压升高，双膝发软。我们交了钱，在月色下的海面又航行了两个多小时。
又一艘长木船靠了上来，匪首站在船头，脚下架着两挺重机枪。这次不同了，他们要五百港币现金，马上就要！我试图和他争辩，说我们已经交过钱了。他对我说：“你没看到远处岛上的灯光吗？如果不立即交钱，我就把你、连同你的船和人，全部拉到岛上，我们有四百多号人在那里等着呢！”我转身对同行的人说：“各位，你们都看见了，他们要五百元，立刻就要交。”接下来，是我平生最快速的一次筹款——中国人、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全都立即掏兜取钱。交钱后，我们继续航程。炎热盛夏的晚上，我们不但不需要扇子扇凉，反而要用布抹额上的冷汗。
两个小时后，又一艘海匪船挡住去路。这次，我们的一位德国医生站起来准备抵抗，但船上由我做主，为了避免纠缠耽搁，还是决定交钱了事。过了两个小时，又一帮海匪围上来，这次他们直接闯到我们的船上，见到值钱的东西就抢。当发现有几个姑娘把钞票卷起来藏在头发里后，他们就把女人拉扯过来，从头到脚搜掠她们的随身财物。一个胆子较大的女教师双手握拳，两眼冒火，似乎准备拼命了。我正要过去帮她，一个瘦长高个的海匪一枪托打在我的肋上，喝令我返回舱内。最后，海匪搜掠完毕，我们一行人继续开船。
天近拂晓，我们在一个由中国军队守卫的岛上靠岸，全船人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时我已经身无分文，所幸的是，毕济士医生在香港交给我带回梧州的那些宝贵的医用物品没有被海匪劫去。
我们决定雇运河上的小船北上。把药品和器材放进装大米的麻包袋后，我们坐小船驶往内陆，并祈求这些货物可以一路平安运抵目的地。
经过多番水路和陆路的曲折辗转，冒险穿过日军的多处封锁后，我们终于到达梧州，全队人员和所有货物都安然无损。当看着我带来的医药物品被搬进思达医院大门时，我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
九死一生
大约一年后，我登上一艘中国拖轮，再度南下香港，同船的还有杰茜•格林（Jessie Green）和两名中国女信徒。船刚启航，就响起了空袭警报声，要跑去思达医院后山脚下的防空洞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能待在原地默默祷告。十八架日本轰炸机咆哮着在江面和城市上空窜高冲低，不停地投弹。炸弹在我们四周爆炸，船上所有物品都被震得一塌糊涂，船舷内陷，甲板鼓起，天花板坠落，碎玻璃和碎木块四处横飞，仿佛有一双巨大的魔爪要把我们撕成碎片，身边不时有人被击中，奄奄待毙。
当最后一颗炸弹响过，日机飞远后，我站起身张望，透过船的后窗，赫然看见又有九架敌机正排成纵队，向江面上空飞来。我立即转身，不等对方开口邀请，就加入到三位女基督徒的祷告行列之中。她们正俯伏在地上，祈求主的怜悯保守。我以手撑地，双膝跪下，把一个帆布行李袋套在头上，以防被炸弹碎片擦伤。此刻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祷告：“主啊，如果你还有工作要我在世上完成，就求你不要让炸弹伤着我。”
随后的几秒钟，我经历了一生考验中最紧张的瞬间。我们清楚地听到炸弹呼啸着朝我们头上直落下来，我们紧紧抱成一团，估计顷刻之间就要粉身碎骨了。然而，一切安然无恙！我睁开眼睛，发觉自己的脸距离甲板仅八至十英寸左右，底下是一位中国姊妹。她已经昏厥过去。刚才她凭着信心祷告，并把头埋进我怀里躲避。信者得平安—她全身丝毫无损！
敌机远去后，我起身走出船舱，只见岸边的船只、房屋，以及整座城市，全都陷入一片火海，江边的码头正在燃烧，烈焰腾空而起，四周的船只不是翻沉就是被大火烧着，无一幸免，视野之内，到处散落着被炸断的人体残肢，大批人淹死在江中。码头已被完全炸毁，我们无法离船上岸。再过几分钟，我们的船很可能也要沉没。我对着格林小姐、蔡姑娘和另一位中国女信徒大声呼喊：“快！起来！”幸好她们都没有受伤，很快就苏醒过来。我抓起我的新摩托车扔进江里，希望有渔民看见后，可以发现我们。
这三位姊妹中，有两人略懂水性，另一位则是旱鸭子。下游不远处，还有另一个码头尚未着火，由锚链固定在岸边。我跳入水中，蔡姑娘随后也跟着跳下，当她再浮上水面时，她抓住我的衣襟，我把她拽到锚链旁。接着，我又把格林小姐拖到码头边。另一位不谙水性的中国姊妹刚一落水，身子就直往下沉，两脚不停乱蹬，我使劲揪住她，把她的头拉出水面，湍急的江水把我们俩一起冲往下游，我全力腾出右手，抓住码头边缘的最后一节锚链，把那位快要被溺毙的女子拖到码头旁边。
我向岸上游去，但这时已经精疲力竭，眼看自己也快要沉下去了，情急之际，我想起了漂浮，就尽量屏住呼吸，放松身体，像只翻转肚皮的青蛙一样随水漂流。我被江水冲到一艘小船旁，船上站着一个船夫，正往上游方向划桨，船上两个女孩看着我尖叫起来，以为我会掀翻舢板，使她们落水，其实我只是抓住船边，他们把我往南岸方向拖，其后送我上了一艘帆船。我在船上稍歇一阵，后来，一艘路过的海关机船把我接走。我们沿江而上，回到仍在燃烧中的梧州城。我们去到刚才和蔡姑娘失散的那个码头，却不见一个人影，而码头此刻已经成了一座火焰山。我们刚才乘坐的那艘船也已被大火吞噬，我们的行李、电影摄影机，以及其他所有的钱物，全都被付诸一炬。
机船继续沿江搜寻，在水中救起格林小姐和另一位中国姊妹。我们赤着脚爬上岸，走回到思达医院时，我们亲爱的华理士医生（Dr. William Wallace）在大门口迎接，他说：“老兄（他一直这样称呼我），今天他们把我们炸得够呛。”他的手术罩袍从头到脚全是血迹。
我们再去江边继续寻找蔡姑娘。大约两个星期前，她刚做完一次大手术，我们原以为她这次必死无疑了，没想到当我们找到她时，她不但活着，而且毫发无伤，还得到一位从我们广州浸信会传道部来的中国基督徒士兵的照料。确实，主时刻眷顾祂所爱的人！
思达医院五楼顶层的钢筋混凝土天花板被炸穿了一个大洞，住院部的大门飞脱，所有楼层的玻璃窗全被震碎，溅落一地。整个医院满目疮痍，一片狼籍，到处挤满了待急救的男女老幼，炸伤、烧伤、砸伤、压伤……病床上下、走廊地板，到处是流血的躯体、无助的呻吟、痛苦的哀号，甚至绝望的死亡。手术室内，华理士医生和他手下那班忠实的医护人员，正一刻不停地全力抢救伤员——开刀、缝线、包扎、止痛、上药……平日整洁有序的医院，此刻恍如一座可怕的屠场。在城内另一头，宏道女校也被焚毁。各处呼声迫切的求助，远远超过我们力所能及的支援。
我到大楼各层巡视，无数的伤患者在呼天哭地，有好心人恳求我给他们打针止痛，我只能回答说医生和护士们正在尽力加紧抢救。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是那个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奄奄一息的中国小女孩，一块弹片撕裂了她天真无邪的小脸，鲜血不断从伤口涌出，在地上形成一道弯弯曲曲的血流，随着生命的逝竭，她的脸色逐渐变得惨白。
晚上，我走到地下室的“平安房”（太平间）。这里一片死寂，死亡的恶魔仿佛在向我狞笑。确实，它今天夺去了许多生命，这里就躺着三十八具成年男女和孩童的尸体。（未完待续）
文思 中国大陆基督徒。本文译自Rex Ray Cowboy Missionary in Kwangsi, BroadmanPress, Nashville, Tennessee. 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