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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文化战争的背后是共产主义的幽灵与基督教信仰的属灵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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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旧福音遇上时代精神3
文化马克思主义
文/时尽书
《生命季刊》第111期
本系列前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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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时牧师信息音频：
昨天我们谈到相对主义。根据相对主义，所有的价值观或宗教信仰仅仅适用于信奉者，但没有任何一套价值观或某种宗教信仰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绝对真理和道德权威，因此， 所有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人们应该以尊重态度包容不同的文化。在相对主义的精神底色之上，多元文化主义就成了构建美好社会的方针。这个愿景听起来很美。但是，在现实中，多元文化主义的追随者并没有无条件包容所有宗教，也没有对所有文化保持同等尊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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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美国某些州的公立学校为了保证穆斯林的学生按时祷告而提供政策保证和空间条件。在德州Frisco的Liberty High School 就开放一间教室，让穆斯林学生用来在学校里祷告。我并不是说穆斯林学生在美国应该被禁止祷告。的确，穆斯林有祷告的自由。但如果穆斯林可以公开祷告，那么，基督徒也应该被允许公开祷告。但是，最近这些年，基督徒在公共场实践信仰而遭遇法律诉讼的事情时有发生。比如，2009年，佛罗里达州佩斯高中（Pace High School）的校长Frank Lay因为公开场合的一个谢饭祷告被自由派人士告上法庭。2015年1月份，密苏里州的Marshall小镇上12岁的中学生因为课余时间读圣经而被一名老师当众羞辱。众所周知的一个新闻是橄榄球教练Joseph Kennedy在比赛之后坚持在球场祷告，因此被学校解雇。Joseph Kennedy提出上诉。这场官司持续了几十年。直到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捍卫Joseph Kennedy这位基督徒在公共场合祷告的权利的裁决。还有基督徒蛋糕店老板Jack Phillips因为信仰缘故拒绝制作同性恋婚礼蛋糕而遭遇法律诉讼。
今天，穆斯利和基督徒在美国可以享受不同的宗教自由。自由派人士显然对基督教更不友好，却通过包容伊斯兰教彰显他们的大度和怜悯。要理解这种现象，就需要了解文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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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很熟悉古典的马克思主义。古典的马克思主义把人用经济财富的水平划分成三六九等，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贫农、中农、富农，等等。在划分阶级之后，马克思主义用压迫与被压迫来描述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发动群众斗群众，用激进的暴力手段砸烂社会秩序，重建构建新的权力结构。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德国，其初衷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经济上相对贫穷的工人阶级来参与革命，颠覆社会秩序，进行权利和财富的重组。可是，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受到工人阶级普遍的欢迎，反而在遥远俄国和中国等地发扬光大。 为什么古典马克思主义对西欧的无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反思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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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等多方努力，古典马克思主义被升级“新马克思主义”。今天，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常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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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摆脱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他认为，资产阶级把对他们有利的文化推广成为社会规范，被大众所接受。无产阶级也把这种文化当作了常识，便甘愿臣服于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葛兰西称之为“文化霸权”。
按照葛兰西的思路，在西方社会，基督教信仰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因为基督教信仰塑造了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圣经里教导仆人要顺服主人。上帝要求人们不可偷盗，不可杀人，并要顺服上帝的主权。这些信条让工人阶级即不觉得自己是被资产阶级压迫的受害者，有没有反抗的意愿。因此基督教信仰塑造的文化使得马克思主义不能成功地发动暴力革命。所以，基督教信仰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文化霸权，是让无产阶级甘愿被压迫的宗教鸦片。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发展出自身的文化，反抗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
葛兰西提出了阵地战的说法。他指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需要发展出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反的另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是直接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而是从信仰上进行一场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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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社会研究中心。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被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也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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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由于希特勒在德国执政， 社会研究中心搬迁至美国纽约，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1953年，社会研究中心重新搬回德国法兰克福。但他们把 “新马克思主义” 的种子留在了美国。
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干将马尔库塞并没有离开美国。他1940年获得了美国国籍。1952年，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教授政治理论。1965–1970年，马尔库塞担任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教授。与此同时，他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学者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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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鲁迪·杜奇克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影响，提出了“体制内的长征”。（有人说，是葛兰西提出的体制内的长征。但是，我查考的结果是，体制内的长征是杜奇克提出来的。）葛兰西提出的阵地战与杜奇克提出的体制内的长征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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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的长征”就是进入西方社会的体制内部，比如大学、学术研究机构、中小学、新闻媒体、政府机关等机构，经历长久的文化渗透，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逐步拆毁基督教传统价值观，推广普及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议程的新文化。
马尔库塞对杜奇克提出的体制内长征的策略非常看好。事实上，马尔库塞已经留在美国实践了体制内的长征。 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出来的批判理论是对基督教文明构建的社会秩序进行解构和批判的重要工具。
这一张图总结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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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参考资料：Neil Shenvi and Pat Sawyer, Critical Dilemma: The Raise of Critical Theories and Social Justice Ideology Implications for the Church and Society.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2023. Page 64.）
19世纪，古典马克思主义诞生。1930年代前后，新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不断有“后殖民主义”、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教育学、批判性种族理论、酷儿理论，相序诞生。这些理论构成了当下的批判理论。在这些理论中，在美国引起热议的名词就是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 CRT）。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一些法学院教授（如，Derrick Albert Bell, 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 Richard Delgado, 等人）将批判理论应用在美国的种族问题上，发展出了“批判性种族理论”。
今天，在美国很多公司企业、大学和政府部门都设立了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均等和包容）办公室。DEI办公室的任务就是在体制内推进实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议程，发挥着“文革小组”的功能。如果你反对DEI所要求的多元，你会被判定为歧视。如果你反对DEI所要求的包容，你就有种族主义的嫌疑。如果你反对DEI所要求的平等，你可能被谴责为白人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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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马尔库塞的三任妻子谢洛夫设计的一系列培训项目。“系统性种族歧视”这种说法就可以追溯到谢洛夫在1980年代开展的系列培训。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在美国掀起了一种“觉醒文化”（wokeness）。觉醒文化不只是涉及种族问题，也在性别、移民和宗教等议题上大做文章。文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解构是全面而彻底的。而DEI就是执行觉醒文化的权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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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文化的泛滥离不开左派知识分子的理论输出，在政治上也得益于民主党的推广。2011年，奥巴马总统颁布行政令，在联邦部门推动 “多元化和包容性” 的培训项目。之后，批判性种族理论悄悄地进入了联邦政府的培训中。直到2020年9月，川普总统得知这一培训项目，便立即下令终止。但那时，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了美国社会的骨髓。
下面这张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交叉身份理论（Intersectionality）是当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划分族群所使用的重要工具。这张图是示范交叉身份理论的“权力轮”（wheel of power）。这一理论按照一个人的文化特征来确定他拥有的权利，并判断他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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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图上，靠近中心的位置代表拥有权力的文化群体。靠近边缘的位置代表缺少权利的群体。如果一个人具有处在中心的文化特征越多，这个人享受 的特权也越多，他对其他人造成的压迫也越多。相反，一个人的文化特征处在边缘位置的指标越多，他拥有的特权越少，他被压迫的程度越严重。
比如，在性取向方面，传统性别认知的人处在权力的中心，压迫了LGBTQ人士。 在年龄方面，中年人处在权力中心，老人和青少年处在边缘位置，拥有的权利太少，所以中年人用权利压迫了老人和青少年。在移民身份方面，美国公民处在中心位置，拥有的特权多于外来移民。收入方面，高收入的人拥有的权利多于低收入的人。在宗教信仰方面，基督徒处在中心位置，拥有较多特权，压迫了处在边缘位置的非基督徒，比如穆斯林。
文化马克思主义首先把人划分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然后要求那些被定义为压迫者的人为他们的身份感到忏悔，并把权力和资源拱手交给被定义为被压迫者的人。文化马克思主义利用了人的怜悯心达到其目的。因为人都有怜悯弱者，关怀受害者的良知。
在美国历史上，基督教是主流的宗教信仰。所以，基于基督教的传统文化对基督徒有利，对穆斯林移民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并不公平。基督教文化对穆斯林造成了压迫。基督教是文化霸权，穆斯林是弱势群体，所以，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穆斯林应该被赋予更多的权利，而基督徒则需要主动把公共空间让渡给穆斯林。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在公共场合祷告可能会被起诉，而穆斯林在公共场合祷告，却由学校保驾护航。
同样的逻辑可以应用于黑人、印第安原住民、女性、LGBTQ、等群体。这就形成了“身份政治”。一个人如果是女性、同性恋者、黑人，那么，她就天然地应该获得更多权利。原因是她受压迫的程度比较高。你只有给她权利才能体现你的怜悯。否则，你就违背了公平和正义。这就是政治正确。
这就是为什么伊丽莎白·沃伦，作为一名典型的白人，在竞选总统之前要做DNA测试，说明自己有印第安人的血统。因为印第安人的血统是一项政治资本。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愿意任命LGBTQ人士担任行政官员，因为这符合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
而那些被定义为压迫者的人，比如白人、直男、基督徒，应该为自己长久以来享受着对自己有利却给被人造成压迫的文化特权而忏悔。这就是为什么在2020年众多民主党政客集体下跪。
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塑造了美国的主流媒体的叙事和学术机构的话语体系。可以说，体制内的长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了。但令人欣慰的是，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人开始公开抵制和批判文马克思主义和觉醒文化。这一场文化战争的背后是共产主义的幽灵与基督教信仰的属灵争战。
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面对文化马克思主义呢？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回应文化马克思主义要比回应相对主义和人本主义更加艰难而危险。因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打的是道德牌。它控制了人的良心。它塑造了受害者心态。而受害者心态如果得不到安抚很容易转化成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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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赐给人是非之心。每个人都有正义感，也都有怜悯情怀。文化马克思主义恰恰利用了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但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篡改了正义的标准，并为人们指定了同情的对象。
当年，奥巴马的竞选口号的是“change”（改变）。他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他要改变美国的基本价值，美国价值的根基不再是基督教价值观。这是奥巴马要改变的目标。如何改变呢？奥巴马说：“同情心是改变世界的品格。”每个人都有同情心。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不需要改变人的同情心，只需要利用人的同情心，操纵人们同情的对象。
一个卖菜的商贩需要用称测量重量。称重的原理依据地心引力。一个商贩无法改变地心引力，但是他只需要改变称杆上的刻度就可以缺斤短两。魔鬼无法抹去上帝赐给人的正义感和怜悯心。但是，魔鬼可以改变正义的标准，混淆怜悯的对象。一旦你接受它的标准，你就带着正义感，在良心的趋势下，去支持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议程。
文化马克思主义掀起的这场运动叫做“社会正义” （Social justice）。正义（Justice）一词在圣经中也出现过很多次。但是，今天美国社会流行的Social Justice和圣经教导的正义有着不同的信仰基础，不同的实践方法和不同的目标。
因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控制了人的良心。所以，我们处理相关问题的时候要很小心。文化马克思主义制造了一种受害者心态。受害者心态得不到安抚或者被挑唆起来，很容易爆发成极端的暴力行动。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就看到血淋淋的教训。
很多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人受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反对种族主义，支持BLM，同情LGBTQ，关心气候变化。这些诉求都带着正义之名。如果家长不能与孩子针对这些话题有良好的对话，两个人的关系很容易会破裂。孩子可能会带着正义感指责父母没有怜悯心，缺乏正义感。所以，父母和孩子谈这些话题的时候要很有智慧。教会也需要有智慧地基于圣经教导这些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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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如下建议。首先，父母和教会要争取与年轻人对话的机会。为了让谈话可以进行下去，就需要先要安抚情绪。而情绪受到良心的驱使。所以，我们可以首先从良心的层面，肯定年轻人的怜悯心肠是值得肯定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来自于上帝的创造和普遍启示。所以，我们应该予以尊重和赞赏。在良心的动机上，双方可以取得共识。这样，对话才可能进行下去。
如果可行，父母或教会领袖可以带着年轻人去身体力行地关怀一些真正的弱势群体。让年轻人的怜悯心不要停留在情绪上，而是切身体会到为了实践怜悯需要付出的代价。仅仅拦阻年轻人去大街上游行发泄心中的不满是不足够的。更积极的做法是，家长和教会依据圣经提供满足怜悯心的正确的途径。 在实践的过程中，家长和教会领袖谦卑地与年轻人一起行公义好怜悯，共同在信仰上成长并追求合一。
除此之外，家长和教会不能忽略教导。在两代人一起实践怜悯的同时，有必要上几堂理论课，说明社会正义运动的底层信念是什么，在理论层面剖析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并明白圣经教导我们如何行公义好怜悯。
很多教会带领青少年参加宣教事工，在贫困的地区关怀弱势群体。当年轻人看到贫富差距，更加认为社会不公。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社会正义的咨询。如果教会和家长没有基于圣经给予充分的教导，那么关怀弱势群体的事工反而会促进青少年加入社会正义运动。所以，教会和家长需要教导青少年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如何看待贫富差距，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公民的责任是什么。依据圣经澄清正义、爱、平等、包容的正确含义与世俗文化中的这些概念有何不同。
也许有人会说，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确促进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DEI办公室的确防止了女性和同性恋者受到歧视。我们是不是不能一概否定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作用？的确，DEI办公室可以起到防止歧视的功能。但是，DEI以及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议程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积极效果。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土地改革期间，会有一些食不果腹的贫苦农民暂时得到了一些口粮。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点效果就忽略土地改革造成五百万人非正常死亡，以及社会结构的严重破坏。
没有DEI我们也可以反对歧视。基督教信仰为反对歧视和社会不公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所以，我们不需要依赖DEI办公室去追求平等和正义。
这是一场护教学的具体实践，不仅要剖析文化马克思主义错误，还要用圣经真理提供正确的答案。当我们说文化马克思主义提供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的同时，我们必须指出一条正确的路。
首先，圣经启示了神创论的世界观。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所以，人人被创造而平等。人类堕落之后，人仍然有上帝的形象，并且人人都应当得到尊重（创世记9:6，雅各书3:9–10）。
使徒行传17:26说：“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世上的民族出自同一位祖先。“ 不同肤色的人都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批判理论把种族对立了起来，而圣经则把不同肤色的人连接了起来。批判理论建立的世界观是撕裂的。圣经启示的世界观是整全的。圣经给我们提供了种族之间和睦相处的理由。
从价值观的角度，上帝制定了婚姻和性别的定义是普世的标准。尊重这些普世标准，对全人类都有长久的益处。的确，LGBTQ人士在一个传统价值观的社会里是少数群体，他们会感受到道德压力。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让他们减轻压力而消灭维系人类文明的伦理基础，更不是把少数人的生活方式普遍化。
如果一个LGBTQ人士无法按照传统的性伦理生活，他身边的人应该去体恤他们的难处，可以去倾听他们诉说，去给他们安慰和鼓励，跟他分享福音，让他们经历上帝的恩典，追求圣洁的生活。如果为了让他们高兴就颠覆道德伦理的标准，那么，会有更多人陷入性别认知的混乱和痛苦。这会对更多人，尤其是下一代的孩子们，带来更严重的伤害，对一个社会的长久稳定和文明的延续也是一种威胁。
在经济方面，我们需要澄清，经济收入的差别不一定是压迫造成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是基本的常识和公平机制。权力不一定是压迫的工具，而是社会分工所必须的。
我们不否认世界上存在压迫。但是，把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均等一概定义为一群人压迫另一群人，这是不合理的。 而且，衡量一个人尊严和价值的标准也不是权力和财富。所以，文化马克思主义标榜的受害者并不一定都是受害者。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结果均等，却让一批人掌权了权利压迫另一批人。
从人生观的角度，文化马克思主义重新定义了人。交叉分身理论用文化特征，比如性别、宗教，性取向等因素，定义一个人的身份。这种人的定义令一些人感到愤怒，令另一些人感到愧疚和自责。那些所谓的被压迫者感到社会不公平，心中充满愤怒和不满。那些所谓的压迫者为自己的肤色和性别感到懊悔。他们都无法接受自己的身份。这必然造成心理失衡。
塔克·寇尔森（Tucker Carlson）采访过一位女生海伦娜·克施纳 (Helena Kerschner)。她曾经被交叉身份理论搞得迷失了自己。她为自己是白人而感到羞愧，但她无法改变自己肤色。她的生理性别是女性，她对此感到厌恶。后来，她选择通过服用荷尔蒙变性。她时候觉得自己是男生，有时觉得自己是女生。她的心灵极度焦虑而抑郁。后来，当她否定了交叉身份理论的谎言，按照常识认定自己的生理性别，她仿佛拨云见日，找到了心灵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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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可以根据上帝启示的真理找到自己的身份。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一个人的肤色和性别是上帝所赐的礼物，我们只需要带着感恩的心来接受。更重要的是，我们信靠耶稣就成了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这是一个神圣而永恒的荣耀身份。即使一个同性恋者无法恢复成传统的性别取向，他仍然有上帝赐给他的基于生理特征的身份，并且他也可以在基督里可以得到有一个荣耀的身份。基督也可以拯救信靠祂的LGBTQ人士，因为基督救赎的能力可以胜过一切的罪。
从历史观来看，批判理论抹黑了基督教，否定基督教的历史贡献，把基督教描述为支持奴隶制度和殖民主义，以及仇恨同性恋者和父权社会的文化霸权。我们需要重新解读历史，阐述基督教在历史上推动废除奴隶制，实现女性权益，促进宪政民主、人权和自由等现代文明作出的贡献。家长和教会都有责任针对时代精神的谎言，捍卫圣经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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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堂信息分别讲到人本主义、相对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三股思潮构建了当下西方社会的时代精神。除此之外，环境主义、女权主义等其他的思想也是西方社会时代精神的重要元素。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时代精神包括皇权崇拜，以及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等中国特色的文化。
刚才我们谈到了如何回应文化马克思主义。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从哪些方面回应这三种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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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生活层面，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行公义好怜悯。 有人说，保守派基督徒只讲公义不讲怜悯。 但这是一种误解。这真正的保守派基督徒应该在个人生活中好怜悯。怜悯是自己付代价，以舍己的方式为福音做见证。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怜悯转变成公共政策强加给其他人。不要让别人为我们的怜悯心付代价。比如，如果你怜悯非法移民，你就自己花钱并花时间照顾非法移民的饮食起居。但是，请不要自己不付代价，让政府拿着所有纳税人的钱去为你的怜悯买单。 行善从个人做起。不要把个人的道德义务转移给政府。
在公共政策方面，我们需要维护政府的职责。上帝设立政府是为了赏善罚恶，维护法律和秩序，为公民行善提供保证。我不是说政府绝对不可以关怀弱势群体。政府应该救助真正需要救助的人。但是，政府不应该变成福利院。总统不应该变成慈善家。上帝在圣经里明确规定了的执政掌权者掌握刀剑的权柄，赏善罚恶，维持法律和秩序，不是削减警察，而是促进警察公正地执法。
在美国，执政掌权者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所以，在政治事务上，基督徒需要积极的参与政治选举，并积极向公职人员表达符合基督教价值观的意见。
鉴于美国当下正在进行一场文化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对基督教价值观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在大是大非的原则上，基督徒应该用选票阻止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议程。
在教育方面，请家长努力恢复基督教教育。从小学就应该开始建立整全的基督教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包括用基督教视角学习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很多在家及教育的教材都提供了很好的资源。家长也要与孩子多谈这些话题，不是让孩子和时代精神绝缘，而是在时代精神尚未塑造孩子心灵之前，先让孩子识破时代精神的错误和危害。
在媒体方面，家长应该为自己和孩子选择符合圣经价值观的保守派媒体，而不是把孩子曝光于主流媒体之下。因为时代精神通过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以及广告和娱乐节目无孔不入地得以传扬。
在学术方面，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从事政治理论、法律和历史等社会学科的研究，你可以考虑进行体制内的“反长征”，对批判理论进行学术批判，构建基于圣经真理的社会学理论和法学理论，从神本的视角进行历史研究。这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符合基督教价值观的研究在大学里是政治不正确的，一定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很难获得研究经费。但是，如果你有上帝给你的呼召，我相信上帝可以为你开一条出路。
在教会方面，基督徒要委身于信仰纯正的教会。凭着个人的力量很难抵制时代精神的洪流。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可以抵抗时代精神的洪流。基督徒应该同心合意打一场属灵的争战。
作为教会领袖，我们需要用圣经真理回应时代精神。正如摩西教导以色列人远离异教偶像，又如保罗教导初期教会的信徒警惕希腊哲学，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需要用真理为弟兄姊妹说明时代精神的谎言。
最后，我们需要做好准备为义受逼迫。敌对圣经真理的时代精神大行其道。基督教已经被边缘化，并在正在遭受打压。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我们需要做好为义受逼迫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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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基督徒首先受到来自政府的逼迫。而美国的基督徒我们目前主要受到文化领域的逼迫。但是，敌基督的文化会塑造人民的观念。当民情改变了，通过民主程序，人民会选出符合主流民意的代表。敌基督的文化最终会塑造法律和政策。
我并不是在对美国的未来做出一个悲观的预言。我只是描述一种可能的趋势。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许上帝让美国经历这场信仰危机之后，在兴起一波信仰的复活，维护了基督教文明的兴盛。上帝有着能力这么做。但是，上帝是否会这么做，我并不知道。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是做好自己当尽的本分。正如我在前面提到，在个人层面、政治层面、教育、学术和教会等各个领域持守真理，实践信仰，抵抗时代精神。至于我们的努力产生怎样的结果，那是上帝在掌管的事情。我们只需要对主忠心就是了。
新约圣经一贯的教导是让基督徒预备好为义受逼迫。 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坐以待毙。事实上，坐以待毙的基督徒不会受逼迫。我们之所以会为义受逼迫是因为我们积极地实践信仰，尤其不把信仰关在自己的密室里，而是在公共领域勇敢地用信仰影响世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魔鬼就会来逼迫我们。 我们不逃避逼迫。我们也不惧怕逼迫。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祂会像C.S. 路易斯在时代精神的寓言中所说的那位骑士摧毁时代精神的巨人，拯救祂的儿女进入祂荣耀的国度。你愿意在这个敌对基督教的时代做主忠心的儿女吗？
时尽书 来自中国大陆，现为牧师，在北美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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