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救与蒙召——我的天路历程

得救与蒙召

——我的天路历程

文/陈亚罕

生命与信仰 总第11期 2006年11月

一、坎坷童年

1965年，我出生在中国四川的一座山城。父母亲都是知识份子，1957年“反右运动”中均被打成“右派”。

我父亲是1949年以前的大学生，学的是兽医专业，1950毕业后在西南军区后勤部工作。1954年，韩战结束后大批军人复员转业。父亲因家庭出身复杂（我祖父和曾祖父等均在前清及民国政府中供过职），被转业到我出生的那座城市的农牧局任技术员。1957年，因响应党的号召向党提了点意见，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后来，因当地爆发牛瘟，才因工作需要回到城里。我母亲是小学语文教师，她被打成“右派”完全是因为她的出身。我外公抗战期间曾经就读于黄埔军校四川分校，1949年前退出军界，改行经商。但在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仍然被指为历史反革命而关进监狱。1957年“反右运动”，有人让我母亲交代她父亲的历史问题，她说自己不清楚（1950年镇反时她只有12岁）。因此在运动后期，母亲被指对党和政府不满，企图为反革命父亲翻案而被打成“右派”，成为当地最年轻的“右派分子”，继而被开除公职，下放到川西彝族地区的西昌农场劳动改造。四年后虽然回到城里，但却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直到1979年平反、落实政策才重新回到学校任教。

我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祖母。祖母识字，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她的父亲毛昌杰（字俊臣）是陕西名儒，光绪年间举人，曾主持宏道书院。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书法家于右任即其弟子。祖母教我们兄弟俩从小背诵唐诗、宋词等。我们全家五口的生活靠父亲每月54元人民币的工资维持。每到月末，我们总为衣食发愁。我是在当地“黑五类”聚集的一个贫民窟长大。家庭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倍受歧视，养成了我的内向性格，与人交往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些心理障碍，自卑、多疑、偏执、骄傲（直到遇见耶稣基督蒙恩得救后才得到心灵的医治和安慰）。

我九岁那年，由于家里的贫困和担心将来“上山下乡”后我们这种家庭的子女将永无回城的机会，父母亲将我过继给我的伯父。1974年夏天，我去了新疆，从此与伯父相依为命，共同生活了8年，到高中二年级因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才转学回到四川。

伯父1952年从上海国际高级电信业务培训班毕业后支边到新疆，在乌鲁木齐邮电局工作。他懂英文和俄文，所从事的国际电信业务，主要面向苏联及东欧国家。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他的业务停顿；文革中被打成“黑帮”，游街、批斗、关牛棚，一辈子没有结婚。我去新疆的时候他早已不再从事国际电信业务，而在行政处总务科管仓库，每天下班后除了读书就是拉小提琴，很少与人交往，过着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生活。

到新疆以后，我的生活发生了两个大变化。第一大变化是我离开了那个“地富反坏右”聚居的贫民窟，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环境，也交了很多朋友。虽然远离父母，和伯父住在一间由单位废弃厕所改建的宿舍里；房间没有窗户，大白天也必须开灯，隔壁就是单位食堂的猪圈，每天猪拱槽和吃食的吼叫与伯父拉小提琴的旋律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奇异的交响乐，令人百感交集、难以忘怀。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熟悉并学会欣赏贝多芬的《浪漫曲》，孟德尔检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舒伯特的《小夜曲》、莫札特的《圣母颂》、萨拉萨蒂的《吉普赛之歌》等世界名曲。然而每当夜深人静，我仍然会从梦中哭醒。第二是经济上有了明显的改善。伯父对我非常疼爱，我穿上了以前从未见过、想过的新衣服、新鞋子。虽然伯父不会做饭，但单位有食堂，星期天还常常带我去下饭馆和逛书店，并且给我很多零用钱。这些在父母身边时简直不可想像。伯父的工资每月有90多元，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我很满足这里的一切，对父母的思念也逐渐淡忘了。

二、人本主义的青年时代

小学毕业那年，中国刚刚恢复高考不久。新疆教育厅组建乌鲁木齐实验中学，想办成全新疆最好的重点中学，从全市选拔尖子生和一流的教师组成一所样板学校，我幸运地被这所学校录取了。高考升学率在全国平均3%的情况下，该校则达到90%以上。学生中集中了许多当地的干部子弟，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快就会传到新疆最高当局的耳朵里。我从初一到高二都在这所学校读书。

高二时，我和几名思想比较活跃，爱好文学的同学组建了一个文学小组，定期讨论文学、诗歌和时事政治等话题。后来我们决定办一个自己的文学刊物，取名《探索者》，意为探索真理与光明。自己写文章、刻蜡板，政治老师很支持，允许我们用学校的油印机和纸张印刷。第一次印了50多册。不料刚刚在同学中散发十几册，我们都还沉浸在刊物的油墨馨香中的时候，一场大祸临头了。

第二天早上，刚进校门，班主任就通知我去见校长。校长、党委书记、教务主任轮番“谈话”，追问我们文学小组的动机、成员、活动内容、刊物宗旨、与什么人有联系等等我从没有想过的问题。我是这个小组的发起人和负责人，因而承受了很大压力。

后来我才知道，刊物印出的当晚，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就打电话给教育厅，责成他们严厉查处实验中学发生的“非法出版物”事件。有的人还把我们的《探索者》与北京魏京生的《探索》联系起来，说我们是否要与魏京生遥相呼应？而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魏京生何许人也（后来我从报纸上查到魏京生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刑15年，吓得直冒冷汗！）。

我们的刊物被全部收缴、销毁，文学小组被勒令解散，我本人则等候进一步处理。这是1982年，我才17岁。伯父怕我重走父母被打成“右派”的老路，就打电报、写信给我父母，让他们想办法把我弄回四川。平时对我很好的老师这时也开始与我划清界限了。我父母非常担心，母亲还流泪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但我却始终没有收到。母亲在世时多次问起我当时为什么不给她回信，我解释说没有收到，她却有些怀疑。后来我大学毕业到邮政局上班，才知道全国所有邮政局的分拣科都驻有国家安全局邮检处的工作人员，每天检查国内外往来的信件。我母亲写给我的那封信很可能是被他们扣查了。

父母当时已经平反，搬离了贫民窟，就动用所有的关系，以最快的速度把我转学回到当地一所重点中学。经历了无端的变故，我当时又正是少年叛逆时期，身心都受到损伤，不愿意再读书了，也不愿意参加高考了。我想出去流浪，想去深圳特区闯荡。书不想读了，成绩开始下滑，文科还有点基础，数学则一塌糊涂。父母找来所有的亲戚和长辈对我进行规劝与感化，我只得答应他们参加高考，拿一张文凭。1984年高考我以3分之差落榜，只得复读一年。当时心情很苦闷，也染上了吸烟、酗酒的恶习，并且准备第二年高考落榜后就离家出走。第二年，我却被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了。

进入大学后，我成为一名完全的自由主义者，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每次学潮都积极参加。1985年底那次学潮后，经原文学小组中的才女，当时已经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廖某某同学介绍，我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某某认识了，并成为笔友。他是东北人，思想活跃、博览群书，我们常有书信往来。在谈到中国的民主自由时，他比我还走得远。我认为应该以思想启蒙为主，他则认为民主自由不能靠暴君恩赐，而人民有权推翻暴政。不久以后，有一天突然接到廖某某的信，说张已经被当局逮捕了。后来听说他被判刑7年，戴晴的报告文学《中国的政治犯》中曾经提到张某某，说他是文革后第一个被判反革命罪的大学生。之后，北京来人调查我的情况，连老乡聚会都去调查了。我赶紧烧毁了自己所有的日记和文稿，以后再不敢把自己的思想写在纸上了。

1989年，学潮爆发，我是个摄影爱好者，拍摄了许多四川学运的照片。为了筹集去北京声援的路费，我和另外一名同学把一部分照片印出来，3、4毛钱一张卖给其他同学，很受欢迎。才卖了不到100张，就被公安发现了。之后当局反复向我施压，要我交出胶卷并交代还有谁参与。我一口咬定胶卷烧了，只有我一个人。他们当然不信，“六四”后还有一名正在接受审查的学生领袖来问我要自己的照片，说要留作纪念，还表示愿意付高价。我始终表示胶卷已经烧了，因为我不能确定她是不是当局派来给我设圈套的。

毕业时，我被分配到自贡郊区的一所农村中学。我知道一定还有更恶的遭遇在等着我，于是自己跑到了新疆。邮电管理局因我伯父的关系接受了我，我就改行进了管理局下属的乌鲁木齐市邮政局，做局长办公室秘书。然而，好景不长，三个月后，我的档案从学校转来了，新疆安全厅的人也找了邮政局的领导。这是以后我从其他人口中知道的。于是我从“要害部门”被赶了出来，下放到基层锻炼实习，实习结束就没有科室要我了。最后，因为有摄影的特长被报刊发行局要去搞宣传。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全国上下大搞第三产业，我也辞了职，下海经商。

三、拣选和挣扎

下海这几年，我到过许多地方，从北京到上海，从新疆到广东；也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从政府官员到打工农民，从千万富翁到乞丐流氓。几乎所有的人为了名利无不暴露出人性的贪婪、冷酷、虚伪与懦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也同流合污。

经过在商海中的几度沉浮，经济上富裕了、提升了，但我的灵魂却经历了许多人性的丑陋和罪恶的下沉。然而，上帝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在我的心里做工了。有时当我在舞厅、酒楼、夜总会陪客户推杯换盏，或者在与三陪小姐逢场作戏时，会有空虚和无奈之感油然而生。茫茫人海之中的孤独感和纸醉金迷中的绝望感常常会突然间攫住我，使我想到死亡。我问自己这种行尸走肉的生活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尽头？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想起学生时代的追求与梦想，真有些说不出的羞愧和惆怅。“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 感谢神，他已经在我人生感到迷惘的时候开始寻找我了。

1994年我初到广东时在深圳打工，初来乍到，举目无亲，生活非常艰难。这时我得到了一对年轻基督徒夫妇很大的帮助，甚至被褥都是他们借给我的。后来他们向我传福音，我开始知道了上帝、耶稣和圣经等以前未曾听到过的关于基督教的正面资讯。由于从小接受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的教育，又崇尚人本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所以虽然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但是我还是拒绝了福音。我认为友情与信仰是两回事，而我是个无神论者，并且我以此为自豪。1996年，我已经有了一家自己的小公司，在公司的业务交往中我认识了一个温州商人。由于他做生意货真价实，诚实守信，我们之间生意往来全部都是信用交易。这在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商界是罕见的，因此我们私交不错，双方合作了几年。他告诉我他从小就是基督徒，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而且向我传福音。我经过反复思考，还是再次拒绝了福音。

1998年，我从新疆迁到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城市定居。一天，邻家的一个老太太敲开我家的门，送来一本油印的福音小册子。她说自己是一名基督徒，蒙了神的大爱，希望我也能认识耶稣基督，享受神的爱。我出于礼貌接了下来，看完后客气地还给了她，还是拒绝了。然而，这件事带给我很大的触动，是什么力量使她有信心和勇气向周围的人传扬自己的信仰呢？在科学已经发展到“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今天，竟然还有这么多善良的人们相信有神！难道我以前接受的一切全都错了吗？结合我这几年在商海中的所见所闻和内心感受，我开始对从小接受的那些思想信念怀疑和动摇了。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2002年夏，我们公司一名同事是基督徒，向我传福音，介绍我去教堂。当时我正在准备考雅思，想移民新西兰。听说教会有英语查经班，由外籍老师免费教英语，我就本着不妨去看一看、兼带学外语的心理去了教堂。果然有一名外籍教师正在用英语讲圣经故事，记得那天讲的是《撒母耳记上》扫罗被膏立为王的故事。我对故事情节很感兴趣，况且还能够免费学习英语，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第二个星期又去了。这次他们讲的是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

故事讲完后，要求每个人轮流祷告，我不会，他们就让我简单介绍自己的背景，英语讲不好用汉语也行。老师是加拿大籍的华人，基本上可以听懂汉语。我简述了自己的背景后，谈了谈对基督教的认识和提了些关于耶稣、上帝及圣经的问题。他们一一耐心地解答，老师还教我用英、汉两种语言背诵主祷文。去了几次查经班以后，我又学了《诗篇》23篇、121篇等。为了学习英语我买了一本中英对照的圣经，仔细阅读。虽然许多经文我还看不明白，但圣经内容的丰富、优美与博大精深，使我心灵深处感到强烈的震撼。我发现自己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并且有了浓厚的兴趣。查经班的人邀请我参加主日崇拜，我欣然接受。主日那天就去了教堂。

那天早晨，我一进教堂的大门就被诗班的歌声所吸引。那美妙的旋律，庄严的氛围，使我大受感动。“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先前的所有疑惑、不信与抵挡，先前曾经倚重的那些无神论、进化论和唯物论的思想、理论，顷刻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有个声音在我的心里说：“一定有神，我相信有神，神真好，神真伟大！”不知为什么我已经泪流满面了。此刻我感觉到自己是长年漂泊在外的游子，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多年以来，心如寒灰，彷徨无助，多少追求、梦想、挫折、困惑、失败、无奈、沉沦、苟活，完全是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而此时此刻，我终于回到了主的身旁。愿主你慈爱的双手常常来抚摸我、拥抱我、带领我，而我愿一生一世跟随主，直到永远。

信主后，我有了很大改变，特别是对罪的认识上。我以前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很难承认自己的罪和过犯，现在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才认识到自己的肮脏和污秽。从小到大，每一桩大大小小的罪全部浮现在我的眼前。初中时，有个女同学得罪了我，我就当众揭露她考试作弊以为报复。做生意时，常常使用一些诡诈的手段谋取超额的利润。最不能原谅的是对自己家人的亏欠，信主前我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太太华西医科大学毕业，是一名内科医生。她从小个性就很强，加上工作又辛苦，常常要值夜班。有了小孩后家务更加繁忙，而她又比较爱干净、整洁。我则从小散漫、邋遢惯了，家务事大多由她一个人承担，加上我社会上和生意中常有不顺，当时我们又都没有信主，谁也不让谁，常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几次，我们甚至当着女儿的面打架，那时女儿才四、五岁，吓得在旁边哭。现在想来真是追悔莫及、无限痛悔！感谢神，赞美主。耶稣拯救了我这个罪人，也赐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我学会了每天读经、祷告，以神的话语为我的食粮，常被圣灵触摸和充满，“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安和喜乐，只有来到主的面前我才感到做人的尊严和价值。2002年12月29日，我受洗归入基督。

四、蒙召事奉

信主后，我开始热心地传福音，只可惜不见大的果效。2003年春，圣灵感动我要我去大学校园里传福音。近年来当局提倡教育产业化，各大学纷纷扩大招生。我所在的那个城市以合作办学的方式引进了10所大学，当时已经有本科在校生5万余人。这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禾场，我理应去为主做工。我先去了离我家不远的一所大学，认识了一位同学是主内的弟兄。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大学校园里建起了第一个大学生团契。由于我是校外人员，每次去校园都不方便，保安要盘查、登记等，我想如果能在大学里有份工作就方便多了。我就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祷告，求主为我开路。

感谢神，一星期后有朋友告诉我另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在招聘人，要中文系的。我认为自己条件正合适，就致电询问，可人事部门说招聘工作已经结束一个多月了，而且我的年龄也超过35岁了。我不甘心，就搭车直接去学校图书馆找领导面谈。他们还是告诉我，我的工作经历、年龄等都不合适，况且上岗前的培训也已经结束了。在我努力向他们解释了许多自己可以胜任应聘岗位的理由后，他们搪塞我说：“你先回去，等我们研究一下，有结果后通知你。”几天后我打电话问结果，他们说还没有研究。又过了几天，再问，还是一样。我所能做的到此为止了，剩下的只有向我的神祷告了。我说：“主啊，我知道一切权柄尽在你的手中，如果让我去大学里传福音、作见证是你的旨意，求你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改变，让我有这份工作吧。”祷告后我心里忽然充满了信心和喜乐，于是也不等电话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校园。一进办公室的门，令我几乎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二话没说就让我填表、办手续、准备上班。“哈利路亚！”感谢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也清楚这就是主呼召我去大学校园里为他做工的明证。主意已明，从今以后只须放胆去传福音了。

2003年秋，我如愿进入大学校园上班。在经历了诸多困难及挫折后，我们的大学生团契终于建立起来了。刚开始只有四、五个人，后发展到七、八个人，到十几个人，又到几十个人。每周聚会，赞美、敬拜、查经、交通、分享，几乎每次都可以见到新来的人，越来越多的同学知道了我们的团契，主动向我们询问关于上帝、耶稣、圣经等信仰问题。我们也大量地向他们派发圣经和各种福音资料，尽可能地解答他们的各类问题。耶和华我们的神非常恩待我们，他使得救的人数一天天地加增。不仅如此，因为我有了大学员工的身份，去任何大学传福音都更方便了。我便常去各大学传福音、送资料，鼓励他们组建团契，邀请他们和我们学校的同学交通、分享。主也看顾我们，一年内，当地已有5所大学组建了学生团契。除各校每周分别聚会外，我们还经常联合举办同工培训、分享交通等活动，相互勉励、协助，共同扩张神的国度。感谢神，在这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许多主内肢体的帮助，如赠送圣经、奉献经费等，主必记念他们所作的工。

通过这些服事，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神的灵已经降临在21世纪的中国，圣灵正运行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是主自己而非我们任何人的力量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学子投向他的怀抱，寻找神、认识神及仰望神。主已经将一切条件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所要作的只是顺服主的旨意和带领。与主同工，主必大大地赐福给我们。福音的禾场已经预备好了，福音在中国大奋兴的日子即将来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叫“无边落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我相信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神所喜悦的；唯其如此，也是魔鬼撒但所痛恨的。2004年圣诞节前几天，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在大学里传教是绝对不允许的。按学校领导的意思我们现在就应当开除你，但是为了挽救你，我们决定给你一条出路，只要你保证今后不向别人传教，不再和学生接触，我们就可以继续用你，否则你就得走人。你认真考虑一下吧。”我说：“我要向我的神祷告。如果我的神让我走，我就走；让我留下，我就答应你们的条件。”回家后我反复祷告，神就将圣经中的话放在我心里，即“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诗1:1）。我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了，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去找他们，我说：“我祷告了，我的神不容许我为了这份工作而答应你们的条件。”也许是对我的回答感到意外，对方继续说：“你真的考虑好了？你都这个年龄了，现在的就业形势你也清楚，每年大把应届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大学图书馆的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是轻闲、稳定，很多人想来还来不了。”我说：“这些我都知道，我也很珍惜这份工作，但我更爱我的主。”这样，学校在圣诞节前把我解雇了。

我虽然失去了工作，但心里却很平安，我相信有主的保守和带领，我决不会为生活而担忧。况且“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申8:3），记得大卫王曾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凭着这一个应许，我相信即使当时只有7岁的女儿，长大了也会理解我这样的选择。

离开校园后，我又仔细回味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结合先前他们曾找学生谈话的内容，恍然醒悟其实他们很可能是故意给我设下一个陷阱：即使我答应他们的条件，最终还是一样会被解雇，只是他们就可以利用我的软弱和失败去做离间学生的工作：“那个人天天要你们信主、爱主，关键时候自己却不爱主。当我们问他要主还是要工作时，他马上就把你们的主抛到九霄云外了。所以你们上了他的当！”

我感谢神，在关键时刻他给了我智慧，让我识破了魔鬼撒但的计谋。我赞美主，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我勇气和力量拒绝魔鬼撒但的试探，没有因自己的软弱和失败让耶和华我们的神脸上蒙羞。另外，让我感恩的还有一件事：我曾经担心我走后我们的团契会解散，但是感谢神，同学们在属灵的生命里已逐渐成熟了，得知我被学校解雇的消息后三天，四名尚慕道的学生决志信主，要我安排他们圣诞节受洗，正式归入主耶稣的名下。哈利路亚，圣诞节那天，我安排他们在一个家庭教会受了浸礼。

这些年来，我明确感到有主的呼召和带领，“来，跟随我。”“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一直希望能全职服事主，可惜总是没有机会。这次，神既然允许他们这样做，必有美意在其中。我相信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所以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呼召我出来做专职的传道人。2004年12月起，我正式成为一名全职传道人。在事奉神的过程中，我也遇到许多的坎坷与挫折，但是更多的却是经历到神的恩典与祝福。2006年7月，神把我带到一所神学院进修神学，接受他的装备。虽然在经济、功课和实习等方面还有许多的困难，但我坚信爱我的神必有预备和带领。

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时刻仰望他的恩慈与怜悯。阿门。

陈亚罕 来自中国大陆，现在神学院进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