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主同在

有主同在

文/祈洪光

生命季刊 总第14期 2000年6月

我要说一说，这68年来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把荣耀和赞美都归于主。我是一个非常不配蒙恩的人，然而主没有厌弃我，祂从我生下来时就拣选了我，祂也亲自造就我。当我不顺服的时候，祂就管教我；当我来到祂面前的时候，祂就施恩于我。在这68年来，正是靠着主的恩典使我的生命可以延续到今天。

我两岁的时候得了肺炎，那是在1934年，三十年代对肺炎没有什么特效的药。我住在一个大城市的郊区，那时候那一个地区，还没有现在这么繁华，还是一个农村。只有一个助产医院，是一个美国医生所开办的。我得了肺炎以后，已经是不行了，父亲为我买了一具小孩子的棺材。据我姐姐说，我的母亲哭得双目都肿起来了。就准备我的气一断，把我抬出去埋葬。感谢主，为什么我今天还能站在这里，这口气还没有断？这完全是主的恩典。感谢主，神所做的工作，乃是人所测不透的。事后这位医生到我家里来，他是一位产科医生，我父亲也没有想到他会医治儿童的病，所以就没有去请，是他自己找上门的。他的箱子里带了一些消炎的新药。他一看我这情况，就赶紧对我家人说，在煤气炉子上放一盆水，将药滴在水上，把我的头由蚊帐中伸出来，在那盆上闻那药蒸发的气体。我父亲马上就买了一个煤气炉子来，就这样做了。每时每刻每分钟，母亲就抱着我，闻那蒸发的药味。我这一口气，才到今天没有断。感谢主，这实在是主的恩典。后来我父亲就在日记上写着∶“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奉献给主。”但是他却没有告诉过我，因为我年纪还小，等候我自觉，要主亲自来呼召我。我长大以后，身体不是太好。可是我渐渐地喜欢锻炼身体，也就健康起来了。

虽然我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我的父亲是牧师，可是我却是不信主的。因为看到有许多传道人的子女都不信，我那时同样地也是不信。1948年的一次夏令会，主扭转了我，使我回到他的面前来。然而撒但并不甘心。在1952年的时候，我正上大学，有一次星期六，我骑自行车遇到红灯，我就想抢先一步，也不遵守交通规则，就一直闯了过去。当我往旁边一拐时，车轮进入电车轨道中。在我由车上跌下去的一刹那有一个力量推着我，使我平平地爬伏在马路上。我听到“轰！”的一声，一辆十轮大卡车，停在我身体的上面。卡车的轮既没有轧着我，也没有轧到我的自行车。我听到好多人在叫“轧死人啦！轧死人啦！”。警察也过来了，我却安然无恙。在没有信主以前我是什么坏事都干。就连这一点交通规则也不愿遵守。

1953年初，在春节的一次聚会上，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主。我听到了主的呼召，他把一节圣经给了我，就是耶利米哀歌2∶19节：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我就觉得我不再是属自己的了，必须把自己摆在主的手里。从那时候起，我感到主好像把教会的儿童工作给了我。但是我把主所给我的那节圣经领会错了，以致有好几次，跑到主的旨意以外去了，自讨苦吃。从1953到1955有三年之久，我拼命地在儿童中间传福音。我就有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却不是出于圣灵的引领和感动，而是由人的思想和活动上的认识。所以主就不会负责任。凡是出于血气的，自己要负这个责任。那时政府规定，在学校里不可以把福音传给小孩子，18岁以下的都不可以向他们传播宗教信仰。我想这样下去，小孩子都不信主，将来后继无人，教会岂不要都关门了吗？我就没有这个信心，不知道神自己会做这个工作。我一定要传讲。我对主说，我就是死也要把福音传出去。我的脖子很硬，神就第一次管教我。1955年，我为了专门向儿童们传福音，就招起人对我的恨恶。不但在北方B城讲还要去南方的G城。结果就在火车站上被人逮捕，送到全国镇压反革命的最高机关。因为他们认为我是要叛国投敌。凭血气做神的工，不但不蒙神的喜悦，反致造成很多的问题，使神的工作受亏损。

经过两年关押，他们把我释放了。在这两年中，主也给我聪明智慧，在监管人员面前蒙恩。他们看到我是受过教育的，就叫我去教那些少年犯，也没有做劳力的工作。他们也知道我过去爱打架，所以使我皮带老不离手，常常打那些少年犯。但是主却不许可我做这事。一次打球中我不慎把膀子扭伤了，提不起来，所以就不能打人。释放之后，我却没有认识到这是主对我的管教。我认为我受了委屈，我为主传福音，并不是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出来以后我就不服气，写信给当地的公安局不承认，他们就不理我，我还是不断地写信过去。1958年3月，他们又把我送去劳动教养。因为我不认自己的错，不肯俯伏在神的面前，所以我出来之后，还是向孩子们传福音。到了1958年我又被抓进去了。这一次我又与神摔交共有5年多的时间，1963年5月24日，才解除教养。

在这5年中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也有几次我已经很绝望，我对主说∶“主啊！为什么我传福音，你却这么对待我？我对你好，你反对我不好？”特别是三月份早晨，天气寒冷，水面上结了一层冰的时候，我要赤足，穿一条短裤，披上一块油布在身，牵一头牲口，下水稻田去耕地。脚冻得发痛，别人还能喝点酒来增加体温，我连酒也不会喝，我就不想再活了。有一次我拿起一把铁锹，狠狠地砸在自己的腿上，我想把筋砸断，使自己成为一个废人。感谢赞美主，本来这把铁锹像刀一样的快，但是砸在我的腿上，只留下了一个白印。正好旁边有一个中国艺术学院的副导演，他是被打成右派的，就喊了我一声∶“老祈你干什么？”他赶紧过来说∶“亏好给我看到了，若让别人看见非批斗你不可！你想自杀？你不是信耶稣的吗？”神就藉着一个不信主的人来向我开口。我就对主说∶“主啊！我实在是亏欠你！”。

从1959到1960年，这一年当中我们劳动，挖一条运河，有200米，将来要通行2000吨的轮船。这条运河，完全是我们的肩膀抬出来的。我们在烈日之下也不能停止劳动。我的肩膀都抬烂了，有两手指深的一个大洞，也不许休息。右肩膀抬烂了之后，再用左肩膀来抬。有时夜里，我祷告说∶“主啊！我实在是胜不过去了。”感谢主听我的祷告。我们至少要抬400斤以上，我的力量加强，不但是可以抬400斤，甚至500斤，600斤，连杠子都断了。主给我力量，让我能胜得过去，真是“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到了1960年，随着体力劳动的增强，我的饭量也就增大了。我们比赛吃窝窝头，我竟吃到21个窝窝头，排到第五名，最多的吃到24个半。每逢吃完饭，口袋里还装有十来个窝窝头。早上天还没有亮就出去，天黑了才回来，我们住在那里有一年多了，还不知道那院子是什么样子。感谢主加添我心力，到了60年，正逢灾荒年，开始我们还不知道是灾荒年，食物开始有定量分配。厂长给我们计算一下，每一个人一个月需要一百三四十斤的粮食。他宁可养一头牲口，也不愿养我们一个人。一头牲口一天才只要四五斤饲料，我们一个人一天就要吃五斤多。感谢主，虽然是那样的生活，但主加添我的心力。60年是灾荒年，凡是饭量最大，劳动力最强的，垮得也最厉害，我的身体也大受亏损。到1961年的2月时候，我被送进了重病号房。

当时连动也不能动，天天在地上爬，冬天穿的棉裤都爬烂了，饿得连一块萝卜皮，也捡起来吃，一根葱蒜也放在嘴里嚼。到5月份的时候，我整个人就不行了，被送进了太平间。这是我经历第三次到了死亡的边缘。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一件奇事出现了。被送入太平间时，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失去知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送我到太平间去的。我们的农场很大，有70多里地长，等于半个县城。我们的总场，就设在农场的最中间。在我躺在太平间里的时候，总场的医院院长召开会议，派医生去东西两区巡回治疗。我当时是在西区，整个场有很多分场，编为581、582、583、584分场。他们就要从581分场一直过去，只有一个医生坚持要到我那个分场去。因为我那边是个死角。他既是主治医生，大家都服从他。到我那个分场要有20里地，他们就临时带了一瓶氧气，以备急需。到了我们分场，他们没有去东边，而去我们那个西北角，他们向我们医务所打听，问我们这边有没有重病号。我们医务所的人说，有一个，不知道死了没有，现在停在太平间里。他们就叫人把太平间的门打开，把罩着我的白布掀开。经过诊断，还能查出一点微弱的脉膊来。如果不是他们把氧气带来，再回去取，又要走50里路，要好几个小时，我也就完了。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氧气起了作用。所以我的这口气一直留到今天，都没有断。

他们将我救过来以后，5月15日，就把我送回B城。一共送回来1200多人，都是用担架抬回来的。到了B城下车又送到那边一个农场去，然后才和家里的人联系。当时我大哥去接我的时候，他穿的是短袖衬衫，我穿的还是绒衣和棉袄，棉袄外面还加上一个皮袄，身上却连一点汗都没有。我哥哥一看我，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想扶着我走，但我却是寸步难移。我由农场那边一直爬到公共汽车站，再爬上汽车。当我下车，他们用三轮车把我送回家时，我母亲都不认识我了。我父亲正在住院，我和我大哥一起去看他，他问我大哥∶“这位同志贵姓？”当时劳改场的人收去我的裤带和鞋带，怕我会自杀。洗脸也不让我自己去洗，只给我一条湿毛巾擦擦脸，就是怕我在脸盆水面上看到我的这副样子。感谢主，他又一次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他不许可，我们就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落。

我在家休养了一年以后，就好起来了，我又返回农场那边去。回去之后才晓得我以前在那里的3年不算，又给我定了两年，那3年就白白地过去了。我做了5年，到63年才释放。出来以后，我就在农场那边当就业工人。1964年，我的一条腿跌坏了，因为这件事，我又回到Ｂ城来。我就在Ｂ城做临时工，我什么都干。冬天到冰库去拉冰，主就叫我把我过去那副大学生的架子放下来，做那送菜、拉冰和掏粪的工作。有一阵子连一个市长都下街来推粪桶，我也和他一起推粪桶。

主让我经历这些，我开始并不明白，以后我才知道，样样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几天，5月24日，我在XX纺织厂工地当统计员时，突然Ｂ城公安局的一个干事，坐车子到我那里来，要给我介绍工作。我说我现在的工作很好，我不愿意去。他劝我还是去好，他一边说一边摇摇他的那个手皮包，我听里面有手铐的响声，就是说你去也要去，不去也要去。我说我是骑自行车来的，他说明天叫派出所的人给我骑回去。我说我还没有取铺盖，他说明天叫人给我送去。我就说∶“Ｘ干事，谢谢你给我介绍工作。”我口里虽然这么说，但是心里面很不满意。哪有这样介绍工作的，等于是强制执行。

但这实在是主美好的旨意，如果晚几天走，7月5日文革开始马上他们就会把我拉去斗，凡是挨斗的人，被铜丝鞭打伤打死的有不少。我又被送回以前劳改的那个农场去，我被送到一个小小的院子里头，里面有很多人，都是被送回去的。他们派了400多人来看守着我们，这是监狱里的监狱。后来我们就知道Ｂ城所发生的事情，红卫兵打死了很多的人，单单我们那条胡同里面就打死了16个。有一位牧师和过去我的一个学生，也都被打死了。感谢主，如果不是他们把我送回来，我就坐在那里等死。主不让我死，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后来中央发布命令，不许我们出监狱，这样反而把我保护起来了。到了1969年珍宝岛事件（中俄边境冲突）的时候，农场离前线很近，他们认为我们中间反革命份子很多，都是很危险的人物，就把我们以危险份子送往Ｓ省去，用火车押送。我就祷告主，怎么把我又送到那么远的地方Ｓ省去，吃的是高粱面，我从来没有吃过高粱面，我就觉得很可怕。感谢主，因为我不明白主的旨意。他把我带到Ｓ省，有给我准备当做的工。我在那里传福音，也有人在那里得救。可是当时我却是很不服气，饭也不吃。后来一直送到Ｓ省的最南头，一个农场里。

我下车一看，白茫茫的一片盐硷地，什么都不长。所盖的红房子，不到几天都变成了白的了。我要住在这个地方。我的工作是赶大车，我不会赶车可以有机会来学习。开始有几次从上面跌下来，头摔在马路上发昏，还得要往前跑去追车子，很难驾御，但我还是学会了。这些在大学里都是学不到的。1970年，当时全国都在搞“一打三反”。在每一个省都要抓反革命。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小队里都必须有反革命。我们这一个马车班，除了我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理所当然我就是反革命，我也就没有什么可辩的。他们就用一些罪名给我扣上了。法院问我，他们所说的这些你有没有意见，问我上诉不上诉。我说我不上诉。他们又送我到T市，在煤矿里工作，一直到1976年，又劳改了5年。

1976年四人帮倒了之后，他们劝我写申诉，要求平反。我说不行，没有到时候，我只要在里面呆一天我就不写。这5年当中，也是神让我彻底认识我自己的时候。因为我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的份量。到1978年，我软弱到极点了，撒但在我软弱的时候就在我里面控告∶“你的神确实不爱你，你白白地爱你的神。你爱他，他不爱你。你老为他传福音，他老叫你坐监。”为这个缘故，我灵里面就有些昏沉。我就觉得很对，而且接受了撒但的控告。所以就在全监5000人的大会上，我就批判自己的信仰。可是感谢主，他买赎我回来，把生命给我，我虽然想跑也跑不了。我想要离开他，也离不开。白天开会批判，晚上还是要祷告。过去我都是躺在被窝里祷告，这次却跪下来祷告。那时我在小组当组长。在旁的犯人就问我∶“组长，你是不是病了？”我说∶“你不要管，只管睡你的觉，我一会儿就会好的。”

我祷告说∶“主啊！你为什么这么待我？我把你的话传给儿童们，我有什么罪呀？”那天主就光照我，突然间主让我明白那节圣经，就是1952年我奉献时主所给我的那节圣经。我在1978年批判自己的信仰那天晚上，主才让我明白了∶“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主是要我祷告，而不是让我去讲。当时我在祷告与主交战，就像雅各在雅博渡口和主摔交一样。我说∶“主啊，单单祷告就可以吗？福音是需要有人去传去讲呀！”后来主就光照我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万有的神。”主让我看见，他可以由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想到这里，我就哭了，说∶“主啊，我怎么会那么坏？”主说∶“你现在才知道你坏吗？你根本就不好。你是凭着血气，不是凭着圣灵，不是凭着我的引领。”到了1978年，主才让我真正地认识了我自己。

那天晚上，我心里面就默默地唱约伯记42章5节这节经文。约伯经过试炼以后，才发出这样的赞美。主保守我由74年到79年，又经历过几次的危险，又是从死的边缘上把我救回来。在77年的时候，我是组长。我们下去接班时，那里的人告诉我，煤已经挖完了。只剩下六七米，是断层，是石头，这地方非要把它打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打通。他们正在打眼装炸药时，我去别处看了一看，看完我又从一个小地方爬过来。就在这过程当中，我不知道这边原来已经打完了眼，炸药装上了，人也撤出去了，电线也接好了。他们已经喊了三声“放炮”，马上就要爆炸，而我这时正在那个爆炸口上趴着。感谢主，那个引发炸药的工人，本来是个粗心人，我常常责怪他。通常炸药要爆炸时，这边的人要撤出，那边要放警戒，不许人过来。引爆工人要把自己隐蔽起来之后大喊三声“放炮”，第三声要喊得特别长。如果有人经过，他要喊∶“不要放，有人！”可是这个放炮工人，他常常只喊那么一声。我就警告他，这样迟早要出事的。他说∶“没有关系，那边我已经派好了人，谁也过不来。”

这一次偏偏我就过来了。在人看来已经是无法挽救，我非死在他手里不可。可是神却行了神迹∶今天这个放炮工人，原来每次只喊一声，今天却连喊了三声，喊了第三声仍然没有扭动那个发爆器。他看见我由那小洞往外爬，他问是谁，我说是我。他说∶“组长你怎么过来了？”我说∶“你干什么呀？”他说∶“我是点炮的。”我说∶“点炮为何不放警戒呀？”他说∶“派了警戒啦！”我们俩过去一看，原来警戒正和人在聊天，没有去守望。这个点炮的工人吓得头上出汗，脸都白了。他就说∶“如果我把转钮一扭，你连骨头渣子也找不到了！”我们每次打眼是一米八深，他这次打了二米五深的一个眼，普通採煤只要装4节炸药就可以了，他这次一个炮眼却装了9节炸药。他把两个炮眼连在一起，就有18节炸药，两个雷管，力量有6万公斤，要把石头炸成白面那么细。石头都打成白面那么细，而我这人是肉和骨头还能存在些什么？他说∶“你真是福大命大！”我说，我感谢所信的主。人可以看不见，神却随时都在看顾着我们。他说∶“你所信的耶稣，你的神真保护你，我一定也要信耶稣。”

感谢主，这一件事使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信了耶稣。后来我出来以后，他还给我写信，现在他已经信了主，受了洗，进入教会。在那5年中唱赞美诗就成为我的力量，我也唱圣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经常唱。我最爱唱的有几首，就是基督徒学生会最后聚会时所唱的。主把这些诗歌，都印在我的脑中。

有一次我带着我们的小组的几个人，去支援另外的一个组。我们刚进到工作面，那边又在点炮。因为他们放完炮把煤挖完了，只剩下小土堆那么大的一个小块。所以他们安置一个雷管，用一块黄土盖上。一爆炸就可以把煤震出来，可以节省炸药。我刚进去他们正在点那雷管，“砰”的一声，有一个小碎煤渣正好打在我右眼上，我站起来时右面的脸都是黑漆漆的，右眼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就送我去看医院外科医生。医生用蒸馏水将我的右眼洗完了之后，没说什么话，就给我上了点药，要我观察一周。我就回去了，也不感到痛。一个星期，他们没有让我出去工作。我就把眼罩取下来。我到了医院，医生就发火说∶“谁叫你把眼罩拿下来的？”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不要你的眼睛了吗？”我说∶“我怎么不要我的眼睛呢？我的眼睛现在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了。”他说∶“奇怪！你的眼睛打了那么深的一个伤口，在黑眼珠上。我要观察你一个星期，若不行的话，你的右眼就要割去，不然左眼也要变坏的。”我说∶“我什么事也没有啊！”他就试试我右眼的视力，伸出一个手指问我是几个，我说是一个。他又伸出双手问我是几只手，我说是两只手。这个医生原来是一个大医院的外科主任，因为替一个首长动手术不慎，那首长死了，就被判了无期徒刑，他的技术还是很高的。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说∶“你的眼睛打了一个三角口子，打得很深，有七个毫米宽，离瞳孔不到一个毫米。我替你洗好包好，观察一个星期，如果不行的话，这只眼睛就要取出来。”我感谢主，我就对他说∶“医生啊，这是我的神不许可。”他问我∶“你是信耶稣的啊？我在那个大医院时，那里也有几个信耶稣的，可是他们都坐监狱了。”我说我也是一样，我们都进到监狱里来了。他问我∶“你现在是否还信？”我说∶“你看我的眼睛，我更要信了！”他说∶“耶稣实在是可信的！”我说∶“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1979年，我被释放以后，也被平反。平反以后，我马上给我以前的那个农场去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请他们放心，我决不会存任何的怨恨。我还愿我们今后能彼此有更多的来往。农场的那些干部也特别受感动，他们给我回信，补了我 5年的工资，1776元，一个月是23元。感谢主，23元虽然是少，但对我来说却是丰丰富富的。我在农场工作时，常常唱赞美诗歌。那些干部们就问我，别人都是愁眉苦脸的，你为什么一直是那么高兴。我说我有什么叫我不高兴的？我没有得罪我的神，我在人面前也没有作过亏心的事，没有什么不高兴。神就把喜乐的灵给了我。他们要我去给其他那些组长们介绍经验。我说这个经验他们也吸收不了。他们要经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信耶稣。主真是让我尝到了，主恩在我里面的喜乐。我在那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常常彼此打斗吵架。但是我一唱赞美诗，他们就不吵了，我是大声唱。我们赞美，可以使人和好。

在煤矿里，有一个广东人，65岁，是个地主，曾亲手杀过 9 个人。他被逮捕被判死刑，后来改成无期徒刑，在我这个组里。他一直不承认他有罪，这个人很顽固，也不肯去劳动。没想到主在他生命里作了奇妙的工作。1983年10月12日，他有点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医生要他留院观察。结果发现是黄胆病，就叫我去陪他。10月 22日晚上，他就离开世界了。

那天中午，有人叫我过去，到了医院病房。所有行政人员都在那边，我知道他病情不好。矿长说那个病人要找我，我进去时看他在向我摆手，他整个手都是黄的，我也不怕。主叫我来的，我不怕被传染。他对我摇摇头，我问他∶“老X，有什么事情？”他说∶“你把你所信的耶稣讲给我听听。”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要耶稣，我感到有点为难，因为那矿长，矿党委书记，全都是共产党员。我就朝矿长看了一眼。矿长就说∶“他爱听什么，你就跟他讲什么。”我就从下午一点，一直讲到四点半，由创世记讲到启示录。我讲到不信的人必被定罪时，他就大哭起来。他说∶“我是个大罪人哪！我杀了 9 个人，罪没法被饶恕！”

矿长和党委书记出来时对我说∶“你可真有两下子，你居然能把这样顽固不化的人给改变了！”我说，这是我所传讲给他的耶稣基督改变他的。后来矿长私下到我所住的地方问我∶“你有圣经吗？可否给我一本？”我就给了他一本。

在这些年间，主带领我，虽然经过多少次的痛苦，甚至死亡的威胁，他都与我同在。我经过死亡的幽谷，他与我同在，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主就是这样地引领我和保守我，软弱的时候能够刚强起来。经过这些年，主让我看见，在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再可怕的。

（本文由何晓东弟兄根据祈弟兄见证录音记录整理）

祈洪光  传道人，现居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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