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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中的道路
文/洪予健
《生命与信仰》第3期
我是个理想主义气息相当浓厚的人，过去一直以远大的抱负自许自期。我从不担心自己的人生没目标，只担心决心与毅力不够坚强，另外也担心客观环境种种不利的因素使得我怀才不遇。当时年少，既狂且狷，总以为毅力加上际遇必然等于成功；而我心目中的成功，当然也充满了真善美的理想色彩——对当时的我来说，自然科学与共产主义就是通往真善美的道路，是值得我一生热烈追求的目标。
我自小就想当科学家，立志要发现前人所未曾发现的。然而小学四年级时作文写“我的志愿”，因为怕志气太高会遭人讪笑，只敢说自己想当解放军。到了六年级写同样的题目，知道形势变了，自己出身不红，连解放军都当不成，因此尽管一肚子不愿意，还是照老师期待的去写，说是要当农民。以为这只是作文而已，不必当真，谁知在六八年文革一片上山下乡声中真的当了农民。那时我只有十五岁。
共产主义：美梦的向往与破灭
虽然小小年纪就终日下田干活，我倒是不以为苦，反而颇有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因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使生活充满了激情和盼望，连最平凡的事都显得神圣无比——明明只是与泥土打交道，却认为自己“站在家门口，胸怀全世界”。那种使得生命升华、价值提高的理想与热情，实在是非常受用的。
共产主义就是这么一套令人振奋的信仰体系，对于“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一代，它尤其能够如燎原野火般轻易就燃起宗教式的忠诚与依赖。我渴望人生有确定意义、有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理论的绝对性与无所不包性令我倾心不已。文革期间我不但学毛选，还读马列原著。在我当时看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那一套理论，几乎回答了有关人的存在最根本的问题：
一、人是谁？人是由猿进化来的、会创造工具的动物，人的属性就是阶级性。
二、人能知道什么？人能知道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乃是客观的规律。
三、人应该作什么？人应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四、人有什么盼望？人的盼望就在于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那时我想，既然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反对它便是和真理过不去，那么我何不心悦诚服地归顺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里呢？于是我在知青农场吃苦耐劳，当上了“五好战士”。另外，虽然领导认为我偷偷自学英语是“扎根农村志不坚”，不准我加入共青团，使我颇感挫折；但我也想得开，原谅他们只不过是还不明白知识的重要性而已，总有一天会懂的。果然后来外语被捧为打败“帝修反”的工具，场办中学需要英语老师，领导这会儿又嘉许我有先见之明，将我调到中学教书去了。
我重返校园，除了英文，还常客串教数理化，求知欲总算在现学现卖的情况下稍得满足。可惜校中所见是一派文盲加流氓的景象，大家根本无心向学；我满腔知识的热情碰上“读书无用论”，只落得满腹牢骚。更令人失望的是农场里有门路的子女纷纷先被抽调回城，使我们不免有受骗上当之感，对共产主义的矛盾情结也随之产生：一方面拚命想维持那种真善美的憧憬，另一方面又胆战心惊，恐怕这美好的理想会在现实中惨遭粉碎。
我的共产主义理想终究还是粉碎了。当林彪事件爆发时，报纸上说林彪一旦得逞，就有千百万人头落地。我觉得没必要用如此吓唬人的方法来愚弄百姓，私下闲谈之间不经意流露出“别把政治想得如此简单”的意思。此外，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鼓吹“中国教育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我更觉得难以苟同，随之讥评了几句。这些言论很快被回报上去。领导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个反革命自动跳出来了。我的罪名之一是“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鸣冤叫屈”，罪名之二是“为十七年的旧教育路线招魂”。其性质是属于“敌我矛盾”的，但如果作出深刻检查，则还可被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我百口莫辩，自尊受到极大的打击，痛心他们不相信我对共产主义真诚的信念。眼看着自己才二十岁，政治上一旦被判死刑，这一生就什么都别谈了。我整夜整夜地失眠，心中的焦虑恐慌化为屈原式的天问：这世上究竟有没有真理？真理又是什么？人有认识真理的能力吗？我又如何知道自己算是把握了真理？马克思主义既被称为宇宙的真理，为什么真理之前不能人人平等，而只有接近权力的人才能解释真理？
思考到深处，发现最大的痛苦乃是失落了对真理的信心。起初我也想为自己的无辜坚持到底，显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概来。但铁骨（“砍头不要紧”）是由信念（“只要主义真”）所支撑的，而我的信念又是什么呢？我试图坚持的那一套真理不正在我眼前土崩瓦解吗？真理不再，生存要紧，焦心的父母更不断教训我“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终于屈辱地作了违心的自我检查。然而就在领导肯定我已恢复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之时，恰恰是这信仰在我心中破产之际。
科学研究：以有涯随无涯
我痛切体会到专制社会的可怕，发现制度把人压成了不敢讲真心话的奴隶。那时我强烈地想要自己寻求一条思想的出路，寻回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既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决定还是回到自然科学的追求中去；毕竟在科学的严格真理之前，任谁都无法颠倒黑白。
我说过自己早在幼年就钟情自然科学，认为这才是解开宇宙奥秘的钥匙。为了实现目标，我在农场一直坚持学习，同时不忘锻练身体。那时我将马克思的一段话贴在日记本里，奉为座右铭：“科学上绝无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我雄心万丈、义无反顾地报考了理科。雄心万丈是因为自己正式学历只是初中一年级，虽不曾间断自学，有些人还是认为我未免稍嫌不自量力；义无反顾则是当时我若报考外语专业，一定十拿九稳，但我坚持外语只是科学研究的工具，不值得我委身屈就。那次高考我在复试时惨遭滑铁卢，虽觉羞辱，还是壮志不改。七八届的高考只差半年就要进行，我仍然顶住各方压力坚持报考理科，同时咬紧牙关拚命自修。终于如愿以偿，高分考进复旦大学化学系。
考上大学真让我有扬眉吐气的快感与自信，觉得我是那种知道自己要作什么，也能把握方向坚持到底的人。此外，我也一直以学理科自豪，觉得自然科学在于探索未知的世界，比起工科学生只懂得把已有的知识拿来应用，是高贵多了。没想到拿到的毕业课题居然是不折不扣的应用题：“如何改善电池的放电性能”。这使我甚为懊恼。果然向来嫌我不切实际的弟妹们，包括我那读工科的弟弟，这下可逮着机会大大奚落了我一番。他们笑话我：“搞了半天，你不过就是研究电池嘛！这下子家里可不愁没电池用了，咱家一人挎一支三节大电筒，照来照去，有多威风！”我口中虽然强辩：“这电池可不一般，是要用在宇宙飞船上的。”心里却不太是滋味。再加上科研中使用的是落后的“经验摸索法”，更令我自怜地认定都是国内的科研条件限制了我的发展，使我“怀才不遇”。
我下决心要为科学而科学，探索宇宙奥秘，取得进展与突破，好满足出人头地的虚荣心；而作为科学与民主重镇的美国，此时又成为我实现理想的梦土。一九八五年，我踏上梦土，到宾州大学研究物理化学。我的研究领域是“高真空里分子束的微观动力学行为”，它那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纯科学特色正中我下怀。宾大又是长春藤大学，许多研究是世界一流的。我甚为满意，以为从此便可大展身手了。
深入研究后，我发现自己像是走入了黑森林。大部头文献一本本地翻，真能启发人的有时也不过一两句话而已。有一次求问我的指导教授，她说：“这些问题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要知道这个课题是你在做，你已经是这一行里对此了解最多的人了。”我一听傻了眼。原来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被推到科学的最前沿，而最前沿所看到的，竟是一大片的未知加上迷茫！
尽管迷茫，我还是打起精神，每天披星戴月，在帷幕深重的激光实验室里摸索苦干。好不容易在实验上有突破性的进展，但指导教授与我就实验结果的某些解释又发生了分歧。我求教于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心想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这一领域中的著名权威，应该能作公断，岂知他私下对我颇表肯定，公开场合却含糊其词，为的是不愿得罪我的指导教授。
科学里有严格而客观的真理吗？在这条路上，我越走心越凉。我的博士论文充斥着“可能/也许/应该是”等不肯定语气，论文答辩更在一连串的“我不知道”中圆满结束。因为教授们不见得知道我所知道的，却很清楚这门学科目前在哪些方面尚无进展；他们问到这些问题时，只要懂得回答“不知道”，就证明自己在这一行里已经走到发现的最前沿，接触到未知的世界了。
教授们满意我专业训练有成，我却自己甚为不满。投身纯科学，在奇幻恢诡的激光中耗了几年，付出的代价如此巨大，得到的知识却如此零碎、如此有限、如此不确定，怎么谈得上揭开宇宙和人生的奥秘？这又岂是我从小追求的人生目标？
对纯科学的执着一直是我的生命、我的宗教、我内在不可或缺的动力。然而在美国的这几年，我在异文化的震荡中备尝孤绝之苦，最彷徨无依时甚至想到过自杀。在心灵焦渴时，分子动力学的知识却一点儿也帮不上忙。我醒悟到自己不是没有达成目标的毅力，而是人生已经没有了目标。（当时却没醒悟到：若把不是神的当作神来供奉，就是再美好的东西都会变成咒诅。科学也不例外。）
民主运动：无神论者的死胡同
拿到博士学位时，我的研究生涯也随之结束。我致力的纯科学研究本非热门，但宾大附近林立的大型化学公司倒很欢迎我们；甚至学生尚未毕业，他们就已经前来求才。这些公司有造厕纸的，有做黏胶剂的，五花八门，搞的尽是应用。一想到今后要年年月月将生命消耗在公司的产品开发研究上，我就止不住地感到极大的失落，因而将不少面试的机会都放弃了。说实在的，我对这些东西从来也激发不出热情。当年在国内为了理想不愿造电池，难道现在到美国却为了赚钱造厕纸？早知如此，不如当初就留在上海的大学里教书，还自得其乐些。
但当年言论受箝制的痛苦经验记忆犹新，一想到国内的政治环境我就不免担惊受怕。再说出国前的两大目标虽失落了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热情倒是不曾稍减。其实早在科学的神圣光环逐渐消失之际，我便已开始寄情民主运动了。此刻更索性全力投身其中，以救国自许。我曾参加抗议胡耀邦下台的海外留学生签名运动，也在费城地区主持民主研讨会，又作为全美学自联代表团成员访问东欧。然而莫说是去救国，当时我连家都快没得救了。我太太一莉向来讲求实际，她很不理解我为什么非走纯科学的路不可，更难以谅解我好容易拿到学位却摆在一边，不肯像别人一样上班存钱、置房买车。最使她无法忍受的是我居然还不务正业，插手民运。我们为此常有争执，彼此都很痛苦。
事实上我在民运的道路上没走多远，就搁了浅。据说民主自由的价值在于对人权的尊重，那么什么算是人权呢？尊重它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光是这两个问题，就够叫搞民运的人争论不休了。有人说民主就是以民为主，所以民主就是多元，它不能被一套特定的价值观所左右，民主的可贵在于尊重人的自由选择。然而当时我最大的困境却正在于不知如何选择，因而对我也就没有自由可谈。另一方面，六Si事件之后，许多并不关心民主的人却来找我，说他们想留在美国，希望我为他们上国会去游说。我对这些人深感失望：平时邀请他们参加研讨会不来，现在抢着享受别人牺牲的成果倒快！柴玲在激愤之下曾说：“中国人，为你去死不值得！”因为她觉得他们不可爱。我对此深有同感，今天回想起来，才知道这种血气的爱肤浅盲动而且自义，当然不可能去爱不可爱的人；爱国爱人的动力不从永恒而来，民运的路当然也就走不下去了。
三一真神：有位格的真理
就在我对科学与民主的憧憬先后觉得失望至极的时候，神让我第一次谦卑下来，参加了费城的一个国际学生查经班。这对当时的我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打从到了美国，我的一大疑惑就是科学在西方如此发达，基督教怎可能还有市场。记得有一回在一个家庭旧货的自卖摊上，我随手打开一本厚厚的书，书名赫然是系统神学。当时不觉笑出声来，心想人也真是聪明得可以，能把一个不存在的神讲得煞有介事不说，居然还写成皇皇巨著，实在不可思议。（几年之后，我却进了神学院攻读系统神学。）
那时查经班恰好在看创世记。读到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时，我受到极大的震动，当年最痛苦的经历再度袭上心头。原来按着良心追求真理，是每一个人不可被剥夺的神圣权利，这权利一旦遭到封杀，人就会倍感屈辱；这是因为在人里面有神高贵的形象，放弃这形象无异于放弃作人。一言以蔽之，人最神圣的权利为什么不能被侵犯？因为神的形象不能被扭曲！我过去求索民主的根基而不可得，是因为接受了进化论对人类起源的解释：在进化论中，人从猿猴演变而来，完全出于偶然，并没有任何不可缺少的价值可言。圣经却肯定人的价值，因为造人的神极其尊贵；每一个神所造的人都被赋予了极尊贵的权利，正如美国独立宣言所说“人人受造平等，且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民主的精髓便奠基于对这权利的尊重与保护。
这个发现令我好生感慨。从孔夫子推崇圣贤治国，到柏拉图主张由哲学王统治人民；从希特勒叫嚣“雅利安人至上”，到马克思声称“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人总是根据人类存在上的表面差别，将人分成不同价值的群体，从而为专制统治提供有力的论据。我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偏偏倒是圣经这本基督教的古老经典，却能借着人为上帝所造的说法，替民主价值的来源给出如此奇妙而神圣的解答呢？圣经的话究竟能不能当真呢？但若当不得真，民主不但在理论上缺了最重要的根基，而且就历史的观点来说，现代意义的民主在西方也不可能发生。想到这里，我不但在情感上亲近了基督教，甚至理性上也对它多了几分认同，于是开始认真地参加到查经班的活动中了。
尽管我兴致勃勃地持续参加查经班，脑子里根深蒂固的无神论思想却挥之不去。别人看我态度不错，以为我快决志了，有一次就在未征求我同意的情况下，安排我和一些基督徒轮流祷告。我挺愤怒的，觉得自己是个坚持原则的人，用理智讨论问题可以，叫我当傻瓜对着空气说话免谈！会后他们怜悯的眼神更令我受不了，觉得回报这种心地虽善良脑筋不清爽的基督徒，除了敬而远之，实在别无他法。这么一来，我与神初次的接触也连带结束了，因为神对那时的我，只不过是宇宙间最高真理原则的代名词而已。
奇异恩典：祂为我死，我为祂活
想不到就在我因着不信、不愿祷告的事离开查经班之后，行奇事的神却另辟蹊径，使我太太经由向祂祷告的途径进入了教会。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一莉与我的关系持续紧张，甚至到了两个人都考虑分手的地步。八九年底，我们移民加拿大的报到时限临近，我可以用博士论文尚未完成作为理由推迟报到，一莉却必须如期前往。这使她很烦恼。她知道这么一别，也许就是婚姻休止的前奏。一方面她想远走异地，坚强地独自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她却无从着手，连报到都不知往哪里去才好。讲实际的她，这时就在实际中遇到很大的困难，真是心乱如麻。
那年感恩节，一莉八十多岁的姨妈远从加州萨加缅度专程前来。整整三天的时间，老人家都在讲神怎么带领她，又怎样在几个关键时刻垂听了她的祷告。姨妈殷殷叮嘱我们都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有什么困难就向主祷告。一莉当时虽以“予健是去查经班的”胡乱敷衍过去，但是福音的种子还是悄悄种进了她的心田。
老人家回加州之后，一莉有天正不胜烦扰之际，忽然想起姨妈的话。她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坐下来祷告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请你在加拿大帮我找个工作。最好在温哥华，而且不要有面试。”因为她属意温哥华，同时对英语没信心，害怕面试。履历表发往加拿大各大学，有的没回音，有的说暂无缺额，有的要她先去面试；只有温哥华的卑诗大学(UBC）打电话来，说是决定雇用她到生化实验室工作，并且不需要面试。
一莉在中国学的是石化专业，到美国后只修过几门课，并没有拿什么相关的学位。她把找到工作的消息讲给美国的同事听，大家都说温哥华谋职真是太容易了。等一莉九零年春到了温哥华，有基督徒来接机，当天就把她带到查经班。听完她的自我介绍，在座的人都表示不可置信，说：“我们这儿就有好几位生化硕士都得不到这份工作，怎么偏偏给了远在美国东岸的你？”那时一莉才知道原来在加拿大求职比美国还难。她不由得想起自己早先的祷告，以及祷告结束时对神的承诺：“如果你答应了我的祈求，我就信你。”
一莉抱着还愿的心理，开始来信友堂聚会。起初虽然听起道来不知所云，但是规律地聚会了一段时间之后，生命还是有了变化。她开始下决心挽回我们的婚姻，于是常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温哥华有多好，她多么希望我过去，甚至还说帮我在UBC联系好了工作。一莉这么一改变，使我有了深深的触动，因为我实在并不想面对家庭的破碎，想想先到温哥华来做一段时间的博士后研究也好。就这样，因着神奇妙的安排，把我从费城带到温哥华，不但拯救了我们的婚姻，更拯救了我的灵魂。
我随着一莉来到信友堂时，温哥华地区新成立的中国留学生查经班刚好也在信友堂聚会。感谢主将我再度带进查经班，因为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我的心已经不再刚硬，此时读起神的话语便觉有如甘霖，滋润了我久旱的生命。有好长一段日子，我不由得整夜整夜地阅读圣经以及从查经班借来的属灵书籍。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28)这话使我潸然泪下。几十年来，我总是“眼在追求，心在漂流”，担子越背越重，何曾有过安息？过去圣经顶多证实了我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有其神圣的根据，但如今圣经却向我指出造成这种求而不得的痛苦，其根源乃在于我自己的罪，而这一点我过去何曾看到过？在圣灵的光照下，那真正的我就是一个十足的罪人：所谓为人正派，只是不敢去作大恶而已；所谓独善其身，其实是连小善也不甘向人行的借口。这样的我如何奢谈追求真善美呢？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是罪使我完全瞎了眼：第一，看不见我追求的目标正是被世界的罪所扭曲的目标，共产主义如此，科学主义和世俗的自由民主观何尝不是如此？我舍本逐末，难怪至终成了歧路亡羊。第二，我看不见自己在这些追求背后，其实包裹着一颗自私自义的心；剥去了科学民主美丽的外衣，内里只剩下今生的骄傲，努力的动机不外乎为了传扬自己的名。就像圣经里那群人，以为把砖烧透了就可以造出通天的巴别塔；在神看来，“欲与天公试比高”恰是人最大的罪，因为它蒙蔽了自知之明，阻绝了与神和好的机会。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为此神准备了我一生：祂先使我绝望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继而粉碎了我对科学研究的顶礼膜拜，最后甚至使我在民主自由的吶喊中陷入了困境。就在心力交瘁、再也无路可走时，神让我终于明白真正值得自己一生去追求的，就是认识神。在进入救恩之门的那一刻，我卸下劳苦的重担，经历到重生的狂喜。
感谢神让我成为这一代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让我和他们经历了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过程。祂这样准备我，不但是为了拯救我，给我永恒的应许；更是为了差遣我，让我成为中国福音禾田的一名工人，将救恩的福音带给许多来自中国、心灵干渴的知识分子。我这辈子若不被神用怎么行呢？从读神学到牧会的这七年间，我经常有机会到各处布道。许多人向我表示，我的得救见证对他们的信主有所帮助。不堪如我，连过去曲折破碎的经历都能蒙神恩待使用，谁说耶和华不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呢！
洪予健 来自中国大陆，获美国宾州大学化工博士，后至加拿大维真学院进修神学，现为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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